犀利士

对于乡村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在乡村振兴大潮中，红色资源因其独特的价值而获得发展的契机。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积淀形成的精神财富，丰富且集中在广大农村地区，是乡村振兴的优势资源。立足文化和旅游特色用好红色资源对于推动乡村事业的全面振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红色旅游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多维价值

乡村地区的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且独特，流传着革命的包養網價格火种和优良传统，是助力乡村经济、文化、生态各领域全面振兴的重要动力。推动红色旅游资源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对于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诗篇，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全面振兴具有重要作用。

赋能乡村产业，增强内驱动力。红色旅游资源是助推乡村产业兴旺的有利抓手。以红色旅游资源为依托，可以有效整合利用各种资源，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把人文资源变成旅游资源、文化产业资源，推动整个产业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乡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例如，通过销售与红色文化有关的文创产品，将带动当地的手工业和制造业，促进地方特色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同时，通过开发红色旅游，能够辐射带动当地的民宿、休闲、文化、体育等行业，延长和拓展产业链，不断优化乡村产业结构。

赋能乡村生态，打造宜居环境。乡村振兴既要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又要为他们创造一个好的生态环境，真正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红色旅游资源和农村生态环境是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吸引旅游者的重要因素，而其产生的经济效应又能为改善生态环境提供经济保证。重视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将“红色旅游”和“绿水青山”有机结合起来，处理好“红”与“绿”的关系，有利于加强乡村整体规划和部署，完善乡村环境综合整治，进而促进乡村旧貌换新颜，推动生产、生活、生态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建设。

赋能乡村文明，厚植文化底蕴。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作为乡村振兴的“软力量”，乡村文明在内包養網部能够提升村庄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外部能够提升村庄的吸引力与影响力。红色旅游资源蕴含丰富的红色故事和革命精神，在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塑造文明乡风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培育与启发作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用好用足用活红色旅游资源，有利于凝聚思想共识和激发奋进力量，为培养乡风文明，涵养乡土情怀注入新动能。

赋能乡村治理，提升治理效能。红色旅游资源内在包含着革命历史、革命事迹、革命传统等红色精神财富，生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历久弥坚的红色底色和发展成就，是激发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投入到乡村建设的精神动力。以旅游这种方式开展红色资源的挖掘，可以将其中蕴含的思想、文化、精神化为催人前行的奋斗力量，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让乡村既充满活力又稳定有序。

赋能乡村生活，扩宽致富渠道。红色旅游资源不仅具有厚重的历史价值，也具备巨大的经济价值，在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富裕中发挥重要作用。将红色旅游资源和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既能满足人民群众出行感受祖国大好河山的的现实需求，同时也有助于红色旅游资源在新时代担负起富农惠农的新使命包養網，助力乡村地区经济发展，为当地居民摆脱贫困、增收致富提供新渠道。

红色旅游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未来进路

红色旅游资源对于乡村发展具有独特价值，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切入口。新时代新征程，应立足实际，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旅游资源，找准特色发力点，让红色旅游资源和乡村振兴同频共振，最大化发挥红色旅游资源的多元价值。

促进红色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丰富化，红色旅游资源具有深刻的革命历史烙印，它以革命先烈、革命领袖的英雄事迹和历史事件为主体，以教育人、鼓舞人和启迪人为目的，具有其他旅游资源所不具备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价值，不仅对于加强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重大，同时对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影响深远。

一要在进行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开展专项调研，全面摸清乡村地区红色资源的分布，深入挖掘红色文化题材，依托乡村特色大力推出以“红”字为主题的旅游景区和精品路线。例如，可以搭建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教育基地、研学旅行基地、影视基地，吸引游客前来体验，让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走深走实。二要以鲜活事例、精辟概括和生动讲解来呈现红色旅游资源历久弥新的时代魅力，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实现红色旅游资源乐民、育民、富民。三要有针对性地将红色旅游资源与乡村民俗传统、手工艺、歌谣戏曲等结合起来，突显地域特色，打造内容丰富动人、形式新颖别致的精品红色项目，进一步增强红色旅游的吸引力。

促进红色旅游资源的队伍建设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是红色旅游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力量。如何培育好、使用好人才队伍，让这支队伍的活力竞相迸发，成为红色故事的讲解员、红色精神的传播者，是推动乡村振兴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应加快优化红色旅游人才队伍梯队，通过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和扶持计划，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一要从人才培养数量上入手。根据新时代乡村建设和旅游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加大实施人才培育项目，切实壮大乡村骨干队伍，增强红色旅游的发展动力和后劲。要成立红色旅游志愿队伍，推动红色旅游志愿服务常态化发展，缓解红色旅游景区人力资源紧张局面。二要从人才培养质量着眼。建立相应的人才引进机制，完善人才教育培训机制。通过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轮训，加强红色历史普及教育，进一步完善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提高其专业化、规范化水平。要加快补齐红色旅游业人才短板，重点扶持乡村和县域旅游专业人才，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文化和旅游人才队伍，以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

促进红色旅游资源的传播形式多样化，推动红色旅游资源赋能乡村振兴不能墨守包養網成规，要寻找创新红色旅游资源传播形式的“金点子”，让红色旅游资源既“活起来”也“火起来”。要理念先行，摆脱固定思维方式，将传统宣传方式与现代媒介手段结合起来，多途径、多渠道、多角度探索红色旅游包養资源的传播途径，提高乡村红色旅游景点的知名度。

一要从全局视角出发谋划红色旅游资源的增长点，以“红色旅游+”推动红色旅游资源与乡村地区的优势产业融合发展，从而保证红色旅游资源在实现其社会效益的同时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二要依托各地区红色资源优势，畅通对外通道，开展红色旅游协作，通过宣传引导、项目带动等方式联手打造具有本地区特色的红色旅游品牌。三要坚持政治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相统一。以艺术赋能红色旅游资源的传播，通过艺术性方式来诠释红色旅游资源的深厚底蕴，让历史鲜活再现，使游客在旅游中感受信仰力量，增添奋进之力。四要运用数字技术助力红色旅游资源发展。综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三维图像技术、 VR网络虚拟现实技术等先进技术与乡村红色旅游资源全面融合，通过线上空间呈现和线下景点展览来实现资源传播方式从静态单一向动态多元的转变，打造红色文化十足的多重沉浸式、互动式的游览体验。

促进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管理科学化，红色旅游资源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彼此之间具有紧密联系。在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后续的发展中要坚持科学开发、适度开发、可持续性开发原则对红色旅游资源进行统筹规划，进一步推动其融合化发展。

一要加大对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管理。坚持原址保护、原样修缮、原状恢复，将红色旅游资源保护纳入到乡村地区的社会发展规划中，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革命遗址旧址、纪念馆、展览馆、博物馆的改造和修缮。二要以系统思维来推进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建设。要强化交通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将已有的交通资源进行高标准的衔接，以红色旅游为中心，增修高速铁路，加速乡村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工程。从中选出该区域内有显著影响的典型红色景区，并对其进行重点提升，建立比较完备的红色旅游资源系统。要建设符合游客期望的景区公共设施，打造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红色旅游服务系统。三要健全完善信息评价反馈机制，及时了解跟进游客的反馈意见和实际需求，从而提升红色旅游服务水平，打造乡村红色旅游名片，促进红色旅游更好地助力于乡村振兴战略。

（作者：刘嘉宇系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培育包養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前沿新兴氢能、新材料、创新药等产业发展”。连日来，来自能源领域的代表委员就氢能产业发展建言献策，呼吁加强政策和产业统筹，推动氢能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氢能产业被视为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符合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战略要求的产业。”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姚锦龙委员表示，近年来，中央及地方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文件，规划产业发展方向。但氢能产业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推进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问题，需将行业卡点、堵点逐步解决，才能加速氢能在各领域的推广应用。

目前，氢能在交通领域的示范已经取得显著效果。包養網姚锦龙委员介绍说：“截至2023年底，国内共建成加氢站428座，位居全球首位。但加氢站的数量和分布仍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此外，氢能作为一种能源产品，在发电、储能、工业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仍有待创新。”

姚锦龙委员建议，加强政策和产业统筹，推动氢能融入国家能源体系，加快完善政策法规和配套措施，构建面向包養未来的区域一体化、全国一盘棋的氢能供应网络。同包養網时，拓宽氢能应用场景，持续推动能源、电力、化工、钢铁、船舶等领域氢气制备和应用重点项目建设。

在氢能产业中，绿氢（通过可再生能源制造的氢气）被认为是未来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近年来，随着“双碳”政策的推进以及绿氢制取技术的突破，绿氢产能快速增长。

“绿氢产业的发展对于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庆生代表表示，相较于灰氢、蓝氢，绿氢具有环保优势，但总体来看，绿氢产业仍处于发展初期，面临生产成本高、市场竞争能力弱、政策补贴不到位、审批流程复杂等问题。

张庆生代表建议，针对绿氢出台补贴包養網政策，鼓励和扶持绿氢产业发展，体现绿氢的减碳价值和清洁价值，鼓励发展绿氢产业链。同时，支持绿氢装备的全面国产化研发，出台可再生电力余电上网政策，降低绿氢生产成本，提升绿氢项目的经济价值。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5%左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绿色发展的好故事，正激荡起全国两会上的绿色和鸣。江西省宜春市委书记严允包養代表建议，加快修订锂渣综合利用相关国家标准，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委员提出，强化绿色金融供给，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健全气候投融资、碳市场等机制模式……

绿色低碳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从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包養網心得性超过火电，到3641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断面比例达89.4%，再到去年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30.08万亿元，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6.4个百分点……过去一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就，美丽中国建设迈出新步伐。在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包養转型，还需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不断以发展的“含绿量”提升增长的“含金量”。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作为包養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绿色发展蕴藏着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能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外贸“新三样”就是绿色转型开辟的新赛道，2023年我国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出口额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增长29.9%。实践证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不断培育壮大绿色发展新动能，方能擦亮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汇聚更多智慧与共识，抢抓绿色发展新机遇，把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统筹一体推进，我们包養定能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今年是中国和多米尼克建交20周年，中国援多农业技术合作项目是两国建交后最早实施的援助项目，目前已开展至第八期。自2005年以来，来自中国的专家团队与当地农业专家和农户合作，引进了多个高附加值农作物品种，促进了多米尼克农业产业升级，增进了两国人民的情谊。

“我们建立了非常出色的合作互信关系”

轻轻拿起一株海绵包裹的无土生菜幼苗，小心翼翼地将幼苗根系放入水培管道的插槽。在中国农业专家的细致讲解下，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成功完成了一次水培栽种操作。

今年2月，中国援多农业技术合作项目水培系统在位于该国第二大城市朴茨茅斯的中多现代农业中心正式交付。斯凯里特总理在交付仪式现场表示，本次引进的水培系统对多米尼克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以及农产品出口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援多农业技术合作项目由新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派出的农业专家组负责实施。“在当地不少农户的要求下，我们引进了水培系统。”专家组组长孙浩杰说，水培系统能节约农地资源、减少农药使用、提高产出，这将促进多米尼克农业技术再次升级，多米尼克民众餐桌上的选择也将更丰富、更健康。

近20年来，为充分发挥多米尼克自然条件优势，专家组首先开展了品种引进和技术示范工作，成功引进了萝卜、彩椒、豇豆、西蓝花等蔬菜品种以及哈密瓜、火龙果等高附加值水果品种。同时，为确保引进作物适应当地种植条件、避免农民承担试种风险，专家组以中多现代农业中心为平台，开展农业试验和成果展示。目前，该中心已成为当地最大的种苗繁育基地、技术交流平台和多米尼克国家级农业示范中心，每年繁育优质种苗数十万株，并提供无偿技术培训与指导、种苗赠送等服务。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多现代农业中心如今拥有12个大棚、1座现代化智能温室。中国援建多米尼克农业科技综合楼项目也已建设完成，该项目集研究、教学和小规模生产为一体，可实现每次10万株、每年50万株组织培养苗的生产。项目投入使用后可实现快速繁育优质种苗，有助于该国实现2030年农业产值目标。

斯凯里特总理表示，在中国农业专家组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多米尼克农户尝到了中国农业技术的甜头。“我们建立了非常出色的合作互信关系，多米尼克的每一个村庄都受益于中国专家的帮助，我们对此深表感谢。”他说。

“未来，多米尼克农业的韧性将进一步增强，还将拥有向周边国家出口组培苗的能力。”中国援多农业技术合作项目多方协调官西奥菲尔·霍诺尔说，这将进一步助推多米尼克农业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

“越来越多农户坚定地选择中国农业技术”

“2021年，我获得了多米尼克年度最具创新力农民奖。2023年，我又被授予了年度最具适应力农民奖。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中国专家的大力支持，你们的奉献精神和专业知识是我成功的关键。”2024年初，中国专家组收到了一封真挚的感谢信。

写信的人叫杰弗瑞·布鲁尼，是当地的一名农户。布鲁尼曾辗转多国谋求生计，在一次返乡探亲时，偶然了解到中国专家正在他的家乡推广大棚种植。“我觉得蔬菜大棚很有发展前景。”布鲁尼回忆说，他立刻着手搭建大棚，中国专家组为他送来了大棚薄膜并进行技术指导包養平台推薦。后来他又跟中国专家组学习了栽培技术，种植了火龙果、西红柿、彩椒等，现在已是当地的“明星农户”。

“许多超市都在售卖我们的农产品，家里的经济条件改善了许多。”布鲁尼说，“更重要的是，中国专家开阔了我的眼界，让我学会了科学种地，我对自己和家乡的未来更有信心。”

中多现代农业中心多方主任杰瑞·卡本介绍，当地此前以传统露天栽培为主，作物易受天气和病虫害影响，风险大、产量低，品质也不高。中国专家组在当地推广以大棚种植包養網心得为代表的设施农业，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霍诺尔说：“大棚种出的作物产量高、质量好，极大地调动了大家的热情，越来越多农户坚定地选择中国农业技术。”

3年前，布兰妮应聘到中多现代农业中心工作。“在这里，我不但跟中国专家学会了扦插、嫁接等技术，还在他们的帮助下建起了自己的苗圃。非常感谢中国专家教会了我这些技能。”

作为重要的农业教育和实践平台，中多现代农业中心为当地农业技术人员的培养作出重要贡献。据统计，第八期合作项目启动至今，该中心已累计开展数十个蔬菜、花卉和果树品种的试验栽培，累计开展对外推广培训873次，累计指导农户和学生3300余人次。

“中国专家不仅技术水平高，而且待人真诚友善”

“这哈密瓜是来自中国的优良品种，闻闻这味道，清香扑鼻”“还有这西瓜，一个有八九公斤呢，熟得正好，肯定又沙又甜”……

清晨，中国专家和当地工人一起将刚从试验田里采摘的新鲜瓜果装上汽车。孙浩杰说，每当收获新鲜农产品，大家都会挑出质量最好的送到医院、福利院等，与当地民众分享收获的喜悦。

经过近20年的相处，中国专家组已经与当地民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卡本表示：“中国专家不仅技术水平高，而且待人真诚友善。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包養行情同事在多米尼克的知名度可以用‘家喻户晓’来形容。”

拨开植株的叶片，一群中学生仔细观察着农业实践的成果——他们亲手种出的甜椒。过去3个月来，朴茨茅斯中学的学生们在中国专家指导下完成了甜椒播种、育苗、移栽等种植管理环节，如今迎来了丰收时刻。

目前，多米尼克国立大学和多所中学将中多现代农业中心作为定点实习单位和农业课园地。朴茨茅斯中学农业实践带队教师约翰介绍，该中心每年都会协助学校开展农业实践，让学生参与作物培育的全过程。他说：“长期以来，中国专家组与学校密切合作。我相信，不管未来从事何种职业，学生在这里学到的农业技能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一定会让他们受益终包養網身。”

“在我们心里，中国专家早已不是来自遥远中国的‘外乡人’。近20年来，我们一起克服了许多困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霍诺尔说，2017年，超级飓风“玛利亚”袭击多米尼克，中多现代农业包養中心受到重创，但中国专家带领大家科学地筹划中心的重建，“你看，中心现在又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了。”

卡本对未来充满信心：“期待中国朋友为我们引进更多优质品种和现代农业技术理念。通过共同努力，我们的生活将更加幸福。”

前不久，在中国第四十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出征时，科考船上一台“居住舱”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集团”）旗下中建三局包養網排名自主研发的“极地科考增压建筑”。

该建包養行情筑借助自主研发的室内增压技术，采用高热工性能复合保温体系，将室内大气压力、含氧浓度、温湿度等关键人居指标调节至平原地区相当水平。同时，采用手动设备操控和多专业一体化协同设计，确保建筑在极寒复杂条件下的可靠耐用，实现超大压差荷载下的结构轻量化，满足直升机吊运条件，为科考队员提供舒适、健康的工作生活环境。

近年来，中建集团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加强科技创新，发展智能建造，打造绿色建筑，全力服务大局，不断增强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提高企业竞争力。

最近，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街道桦皮厂胡同8号楼的居民陆续搬进新家。这些年，桦皮厂胡同8号楼由于基础结构老化，群众居住条件有待改善，大家都盼着住上新房、好房。

中建集团旗下的中国建筑国际利用自主研发的快速建造技术，以“原拆原建”模式对桦皮厂胡同8号楼进行更新改造。通过将建筑根据功能分区划分为若干模块，每个模块单元内的结构、机电、给排水暖通和装饰装修等大部分工序在工厂进行高标准工业化预制，最后运送到施工现场装嵌形成完整建筑，实现了“像造汽车一样建房子”。仅用3个月，就将老房改建完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建集团加强和规范研发经费投入，加快科技平台建设，优化科技评价指标体系，提升科技供给能力。同时，分专业、分层级建立科技人才库，充分鼓励自主创新，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今年1月，中建集团2名专家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1个团队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包養網比較

面对建筑领域节能降耗、提质增效的绿色转型升级趋势，中建集团加快绿色建造技术创新，开发碳排放监测管理平台，加强建筑能耗与碳排放监测。平台内置数据监测与管理两大系统，具备在线监测、绿色建材库、低碳技术库、碳资产管理等六大功能，能够精准实现碳排放的信息化、数据化、可视化，为实现绿色低碳生产提供决策依据。

深入包養平台推薦落实区域重大战略，积极对接地方发展需求。中建集团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现代化产业发展，助力社会民生改善。

中建集团把特色产业培育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围绕帮扶地区的产业短板弱项，助力建强特色产业发展链条。在福建省长汀县，投资1亿元落地集成箱房生产制造项目，打造中建长汀绿色建材产业园，协助招商引资21.95亿元，推动长汀县建筑上下游产业可持包養網價格续发展。在甘肃省康乐县、卓尼县、康县，累计投入1.75亿元定点帮扶资金，帮助当地编制全域旅游发展规划，捐建卓尼县特色产业示范区等40多个旅游基础设施项目，助推当地全域旅游发展提速。

据统计，2023年，中建集团为230多万名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并向定点帮扶和对口支援等地区投入无偿帮扶资金1.55亿元；认真落实助企纾困工作，为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房租超过7亿元；与上下游60万家企业共同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共享可持续发展机会。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随着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碳减排问题受到全球普遍关注。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议》，旨在将全球平均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1.5℃以内。为实现这一目标，西方各国采取国家自主贡献措施，定期审查和提高减排承诺。我国也积极响应，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工业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2022年全球工业碳排放为9.2 Gt，占总排放量的25%。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家，工业碳排放约2 888 Mt，占总排放量的28%以上。降低工业碳排放的主要途径主要包括：使用清洁能源，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节能。我国能源结构尚处于向清洁能源转型的初期，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相关技术也尚不成熟。因此，节能是工业界降低碳排放的主要手段，而减少能源浪费（即高于最优能耗的用能），是实现节能的创新思路。以保守估计，我国工业企业中存在10%—20%的能源浪费，对应约有300 Mt的碳减排空间。

我国政府密切关注工业界能源浪费问题。我国针对工业能源浪费问题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如2011年国家能源局发布的《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2017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等文件，要求重点耗能行业实现能源在线监测以持续降低能耗。2021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提出强化能源节约与能效提升，实现用电管理可视化、自动化、智能化。

相比于物料、人力资源等可见资源，能源具有不可见性。精益生产等解决思路已广泛应用于解决可见资源的浪费，但能源浪费却由于不可见性和过去能源价格较低经常被忽视。通过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Digital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企业可以实时监测生产能耗数据，分析生产环节的高能耗操作，进而减少能源浪费，为企业带来可观的节能效益。例如，河北金隅鼎鑫水泥公司于2015年建立数字能源管理系统，通过分析日常能耗，发现电耗量与机器转速和变频相关；通过调整机器的运行方案，一年节约用电48.8万度。

本文针对我国工业界能源浪费和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具体应用不成熟等问题，分析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在国外工业界的应用情况和我国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提出“基于生产步骤的标准能耗标签”概念和数字化能耗数据分析的方法论框架，并分析企业、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角色，提出政府通过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实现工业减排的对策建议。

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及国内外的发展概况

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简介

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主要采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技术，通过实时监测和分析用能数据，可视化能源使用，最终提高能效、降低能耗。一些案例也证明了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优势。例如，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利用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优化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实现了降低碳排放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目标；德国巴斯夫公司采用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进行能源管理和控制，提升能源效率。

国际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应用

在国际上，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应用已取得很大进展（表1）。

英国。2014年，英国能源与气候部门与监管机构Ofgem发布《智能电网远景与路线图》（Smart Grid Vision and Routemap），推动企业部署标准的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实现对企业用能的实时监测与优化。该智能电网可以实时收集和分析电力需求，帮助企业在能耗高峰期和低谷期之间进行调整；支持分布式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的并网接入，使企业能够降低对传统能源的依赖。该智能电网还可以实时传递电价信息，让企业在价格低时消耗更多电力，价格高时减少电力消耗，在整体上降低了英国工业界的能源浪费。但智能电网也存在一些缺点：智能电网的建设和维护成本很高，可能导致企业在短期内面临较大的财务压力；智能电包養網网收集和传输大量的用户数据，可能引发数据安全和隐私担忧。

美国。美国政府于1978年推出“联邦能源管理计划”（Federal Energy Management Program）；1992年美国环境保护署和能源部推出“能源之星自愿性能源效率项目”，同时推动企业广泛采用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实现能耗的实时监测和分析。另外，美国能源部于2011年提出的“卓越能源绩效计划”（Superior Energy Performance Program, SEP），是一个基于ISO50001标准的认证计划，它提供系统方法改进企业的能源性能，并通过认证程序来验证这些改进。美国的大型企业，如福特公司、3M公司、宝洁公司等均有自己的能管系统和较为明确的减排目标；美国江森自控有限公司等专业能源管理公司则利用其在数字解决方案、硬件设备等软硬件结合的技术，为众多工业企业建立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

德国。德国政府于2011年通过《能源转型和气候保护法案》，推出“能源转型”计划；2023年发布《气候保护法》和《能源效率法案》，要求一定能耗规模的企业建立能源管理或环境管理系统。德国能源供应商意昂集团在客户设施中安装传感器和智能计量设备，实时收集包括用电量、用气量、用水量的能源数据，并将数据上传到云端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识别能源使用中的异常和浪费，帮助客户发现潜在的节能机会，提供定制化的能源优化建议，并协助实施这些节能措施。该公司的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优缺点与英国智能电网计划类似。另外，德国众多工业企业通过了ISO 50001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发布了明确的2030降碳目标；许多工业龙头企业，如巴夫斯公司、宝马公司、西门子公司等，已通过能管系统显著减少能源浪费。

日本。日本政府于1979年制定并推行以《能源保护法案》（Energy Conservation Act）为基础的能源管理制度，要求高耗能工厂建立能源管理系统，指定能源管理责任人，并进行定期能源审计。同时，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主导推动“工业能源管理系统”项目，研发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并同时推广其标准和认证机制。另外，日本工业界龙头企业，如日立公司，开发了综合的能管系统解决方案，不仅在日立公司使用这些能管系统，还向其他公司提供能源系统服务。

瑞典。瑞典政府对企业的能源管理有严格要求，在企业中推行能源审计计划，并设立了清晰的能源效率标准。2003年推行“可持续生产力计划”（SPI），旨在提高工业能源效率、减少能源浪费。瑞典法律规定，年销售额超过5 000万欧元的企业须每4年进行1次能源审计，公司拥有认证的能管系统可免于审计，但其能管系统需要提供具体的节能措施。轴承制造商斯凯孚、商用车制造商斯堪尼亚、通信设备制造商爱立信等企业均遵照该法规建立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显著减少能耗。同时，瑞典企业也十分重视能管系统建设，例如：斯凯孚是全球首批完成ISO 50001认证的企业，不仅自身优先部署能管系统，同时还将其能管系统推广至供应链上的企业；与其他较小规模工业钢铁终端客户合作，参与Steel Zero 2和 Responsible Steel 3倡议，推动钢铁行业净零排放转型。瑞典在推动能管系统部署的相关制度在国际领先，但是这也得益于瑞典总体上工业企业数量较少，利润空间也相对较大。因此瑞典的相关经验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的适用性相对有限。

综合其他国家情况，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建设需要政府、企业等多方协作，同时对相关技术的要求也较高。另外，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部署需要龙头企业或政府牵头，形成统一化、标准化的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产业集群，以降低全产业的能源浪费。

我国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应用情况

我国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应用和发展也在不断进步，但尚存一些困难和挑战。

我国工业界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应用比例在逐渐提升，且已有许多推进工业界应用数字化能源系统的优秀案例。例如，广东省自2012年发布《广东省推进能源管理体系工作实施方案》推动能源管理体系至今，已有许多企业部署了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通过实现能源的包養智能化管理和控制，有效降低了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苏州市2019年开展重点用能单位“百千万”行动，要求按照GB/T—23331《能源管理体系要求》等相关标准的要求，建立健全能源管理体系，加强能源计量统计分析，建设完善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提升能源管理信息化水平。2022年12月，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发布的《北京市进一步强化节能实施方案（2023版）》明确指出，节能是“第一能源”，是降碳减污的源头措施。通过在工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采用节能措施，企业可以降低单位产值的碳排放量，从而从根源上控制碳排放以达到减碳之目的。例如，中国石化燕山石化公司积极推进化工余热利用项目，通过联合热泵系统等高效清洁供暖技术，降低了蒸汽的消耗; 西子航空工厂基于工厂内的大数据分析及时调度储能和用热，用热低峰时使用熔盐罐储热，用热高峰时使用全钒液流和氢燃料电池供热，削峰填谷，实现最优节能，估计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 100吨。

相比国际先进水平，我国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在普及和发展程度、综合运营能力、政策支持、系统功能多样性、能耗数据完整度和技术创新方面尚有较大提升空间。早在1960年，日本就开发了第1个能源管理系统。1973年“能源危机”后，耗能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引起了极大的重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和沉淀，已逐步发展出健全、智能化、运营效率高的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而我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推进能源管理，从采用“能量平衡测试”、“能源审计”促进用能单位装设计量仪表；到淘汰高耗能设备，进行厂房节能改造等；再到如今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兴起。由于缺乏相关政策支持和企业对于能源管理的了解、普及程度低，导致了各行业、各地区发展程度参差不齐。

目前国内大部分工厂现有的能管系统功能单一，仅能根据电表的数据进行简单的能耗计量和分析。在实现数据流实时分析、发现管理盲区、识别节能方法等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同时，大部分企业能耗相关的数据分散在各个生产系统中，没有实现关联分析，很难进一步挖掘能管系统的价值。另外，国内企业能源浪费评估的标准各异，没有建立统一行业标准。在运营管理方面，由于涉及的管理人员和技术部门众多，需要大批的复合型人才和与之匹配的健全管理体制。总体来说，目前我国处于重视系统基础建设而轻视运营的初始发展阶段。

国内大部分中小企业自身缺少建设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经验与技术，也缺乏对于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算法、分析和运营管理的知识。目前我国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主要由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如阿里巴巴、华为、腾讯等搭建和推动，并由工业企业购买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方案服务后再在内部实施落地。然而，搭建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只是第一步，后期运行过程中的动态调整、数据分析、识别能源浪费点并采取相应节能措施才是重中之重，仅靠外部公司很难最大化生产企业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应用价值。

我国工业企业部署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所面临的挑战

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作为工业4.0中智能物联的重要产物，将会对我国工业界能源管理带来各种机遇与挑战。图1总结了政府、技术、企业3个层面所面临的挑战。

政府层面

政府推动企业部署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所遇到的阻力。推动我国企业部署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受限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因此无法强制要求所有企业全部部署。目前我国政府整体上采用奖励的方式鼓励企业安装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然而，政府方面在推动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与难题，如：如何最有效地鼓励企业部署能管系统？哪些企业该优先部署能管系统？企业部署能管系统的标准是什么？

政府监管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标准化问题。对于已部署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企业，政府面临规范化、标准化能包養管系统建设的问题。政府应要求企业上报哪些能源信息？为确保企业数据隐私的安全性问题，政府应该建立怎样的上报机制？如果不对企业进行适当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未来各企业部署的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可能会在各方面存在差异，导致企业间用能数据无法横向对比，政府也难以收集相应数据对企业用能进行统筹规划与管理。

政府公布的数据对用能企业缺乏参考性。针对高能耗的行业和产品，2021年我国政府已经出台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等文件，披露了能耗标准值及对标值。但是，目前政府所给出的能耗标准值往往是比较模糊的单位能耗总值，一般针对一个宽泛的产品品类或行业。各用能单位即使生产类似产品，也会有诸多差别，导致其用能情况大不相同。另外，政府对公布的能耗标准值缺乏解释，企业无法了解政府获取、整理及分析数据的方式。因此现有的能耗标准值很难实质性指导企业找到能源浪费。

技术层面

硬件设备限制。受限于能源传感器硬件条件，部分能源数据无法获取或无法保证其精准度及长期的稳定性。尤其是对于燃气、蒸汽等非电能能源，如果传感器量程选择错误，在瞬时能耗过高或过低的时段，能源数据测量很可能失真。另外，能管系统需要与各种设备进行交互，工厂生产设备往往来自不同厂商，使用不同的通信协议和接口，因此存在兼容性问题。

庞大的数据量所引发的问题。工厂生产系统十分复杂，同时产量庞大。实时监控用能情况、收集用能数据，会产生巨大数据量，为企业带来额外负担。另外，庞大数据量对能管系统算力要求高，算力不足会导致能管系统运行缓慢、无法进行实时分析、出现各种漏洞、设备掉线、设备间数据无法匹配等诸多问题。若无法处理好此难题，会对能管系统的稳定性、实时性和准确性产生较大影响。

数据安全性问题。由于能源数据与生产数据息息相关，企业也十分关注能源数据的安全性，防止竞争对手及其他相关方根据能源数据反推企业生产数据，对企业核心业务造成不良影响。但目前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对数据安全性的重视程度较低，存在泄露企业机密的风险。

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缺乏对能源浪费问题的分析与识别能力。对于不可见的能源，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具有巨大的实际价值，可以帮助企业了解其生产的用能情况。但目前绝大多数的能源管理系统自身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只能反馈企业用能情况，无法分析识别能源浪费点，仍需要专业人员根据能源信息进行分析得出真正的能源提升点，导致企业对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实际价值存疑。

企业层面

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出现也为工业生产企业带来诸多挑战。

企业对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潜在的价值认识不足。在许多非高能耗企业中，能源支出占比较低。因此，许多企业对于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可带来的经济回报存疑。然而，根据近些年来的发展形势，企业能源绩效将对企业自身发展造成更多影响。 自俄乌冲突、石油危机等“黑天鹅”事件以来，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导致企业能源支出不断上升。我国能源价格涨幅相比国际部分地区相对较低，但能源价格也呈现增长的趋势。国内外持续增强对碳中和、碳达峰等目标的关注，相应的法律法规必然愈加严格。例如，碳交易和碳税的推动会潜在增加用能成本，因此应提前布局企业的节能管理。能源管理，这类与碳排放直接相关的技能，未来将在前两点背景下不断演变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目前已经可以看到许多，尤其是西方企业，如苹果、丰田、微软等公司，将节能减排、碳中和等作为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进行宣传，并对其供应链企业做出碳排放限制。我国企业也应在相关方面提前布局、谋取长远发展。

中小企业财务限制。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安装、运营及管理成本偏高，安装该系统也可能需要对原有产线进行更新。尽管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得益于我国物联网行业的飞速发展，总体成本在逐年下降，但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众多的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依然偏大。另外，部署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意味着企业需要在常规生产活动外增加一个新关注点，需要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开展工作。这会进一步增加企业部署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在人力方面的财政压力。

对数据价值与内容缺乏认识。类似于上文提及对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价值的认识不足，许多已经部署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企业对其收集的能源数据价值亦缺乏认识，导致企业内部对该类数据的管理、分析、交流等并不重视。甚至会出现收集了许多数据，但企业内部无人关注的情况。这一点受制于企业对能源数据含义缺乏理解，同时也受制于政府方面缺乏相应的引导和规定。企业还可能缺乏对能源数据有深入专业知识的人员，所以无法针对企业的能耗问题进行分析，找出能耗绩效提升点并实施相应优化方案。另外，若企业的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由第三方技术供应商搭建，供应商的通用性技术方案可能会与企业真实需求不匹配，导致企业无法对自身用能情况真正做到深入的分析和理解。

我国工业企业部署能管系统的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工业企业在部署能管系统所面临的挑战，本文提出：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应紧密结合用能状况与生产活动，基于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实时地测算分析单位产品在各生产步骤的最优能耗，得出产品的生产能耗标签，并推动建立能耗标签的行业标准化、普及化，让不同企业间建立统一的能耗信息“语言”，从而为企业生产人员提供具有价值的用能信息，辅助更快找到能源浪费。图 2 展示了分步骤化标准生产能耗标签的基本思想，以及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能管系统能耗数据分析方法论

企业建设能管系统后，分析能源数据的方法论为：能源数据应分产品、分批次、分步骤进行分析，最终得出单位产品在各生产步骤的最低能耗值；基于该产品的生产流程，组成该产品的分步骤化标准生产能耗标签。

如前所述，现有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仅能做到对企业生产能耗的描述性分析。例如：报告厂房某日生产的总能耗，或是某生产设备某一小时的生产能耗曲线。然而，现有系统缺乏对能源浪费点的识别以及分析能力。本文提出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应更加紧密地结合用能情况与生产活动，具有识别增值能源（value-adding energy）与非增值能源（non-value-adding energy）的能力。增值活动与非增值活动的概念来自精益生产理念，增值活动是可以直接为企业客户创造价值的活动，而非增值活动则反之，被视为浪费。基于上述逻辑，生产中的增值能源即是为企业直接创造价值的用能。鉴于生产工厂最终输出的主要具有价值的产物是生产的产品本身，增值能源就是直接有助于产品生产的能源。

然而，分辨出增值能源与非增值能源具有挑战。各行业用能情况、用能设备、生产流程、生产规范等皆不相同，很难得出一个通用的区分增值能源与非增值能源的方法。本文借助于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实时监控能耗的能力，提出：应针对各生产步骤在生产单位产品的用能进行多批次的对比分析，了解每一生产步骤中生产单位产品的最优用能情况，然后进行组合，得到该产品的分步骤化标准生产能耗标签。这样的能耗标签描述了1个产品在各生产步骤的最优用能，因此可以作为企业每1次生产用能的参考基准。该能耗标签能体现1个产品在各生产步骤的最优能耗值，因此可以方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快速定位能源浪费所处的生产步骤，识别能源浪费点。同时，对于生产步骤相同或相似的产品，该能耗标签建立了不同企业间对比分析的基础。能源效率偏低的企业可以对标优秀企业的能耗标签，找出自身能源浪费较多的步骤，从而发现能源浪费点并加以解决，最终实现降低全行业能源浪费。

分步骤化标准生产能耗标签概念尤其适用于高同质化的工业大宗商品。其同类型产品的生产流程极其相近，而且大宗商品的能耗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占比也较高，仅钢铁和水泥就占全国26%的温室气体排放。以水泥行业为例，采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工艺的工厂生产流程均为：破碎及预均化；包養網心得生料制备；生料均化；熟料烧制；快速冷却熟料；水泥粉磨。如果可以基于此生产流程，识别各生产步骤中最优企业的最低单位能耗，将其组合即可得出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的水泥分步骤化标准生产能耗标签，这样的标签即可代表目前我国在此行业遵循此生产流程可达到的最优水平。

对我国工业企业部署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总体性建议

持续推动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在企业中的建设。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已经开展相关工作鼓励企业部署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但是这项任务仍道阻且长。各级政府应继续持续完善奖励机制，例如对采用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补贴或者优先审批项目，以促使更多企业积极部署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根据企业的用能量，首先针对“百千万”企业逐级推进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部署，建立一套完善的监测与评估机制，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确保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有效推广和应用。

持续支持各利益相关方合作发展。为加强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在整个工业界中降低能源浪费的作用，应持续支持系统各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发展（图 2），尤其是用能企业与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技术提供商的合作。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技术提供商应多与其用户进行深入沟通，使系统更加针对性地帮助用能企业。能管系统认证机构应加强与用能企业、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技术提供商交流，与政府协作努力，助力实现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在工业界中的标准化、统一化。同时也应支持其他利益相关方参与到工业界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发展之中，如：支持产学研协同发展，借助学术界的知识提升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技术和管理。另外，学术界应着力培养具备能源管理和数字技术背景的复合型人才，为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的发展提供支持。

逐步确定分产品、分生产步骤的能耗基准。为贯彻3.1中介绍的方法论，企业需通过分析自身产品生产在各生产步骤的最低能耗，得到产品的分步骤化标准生产能耗标签。这个能源可以为企业未包養網来生产提供指导性建议，方便企业快速定位能源浪费所处的生产步骤。该方法论应进一步在全产业推广，对于生产步骤相同或类似的产品，应分析多家企业在各生产步骤的单位最优能耗，组合得出该产品品类的单位分步骤化标准生产能耗标签，作为生产能耗基准推广至全产业的所有企业中，进而辅助全产业发现能源浪费点。

积极引领企业对标行业最优实践。客观上，企业在部署能管系统的知识与经验方面存在差异，为促进工业界在消除能源浪费方面取得进步，政府应识别筛选在能管系统部署方面最优实践的企业。树立行业标杆，总结最优实践企业的经验，推出相应文件为其他企业详细介绍最优实践的相关经验，从而引领其他企业对标行业标杆。另外，对于单位产品能耗，在确认某一产品（或某一产品类别）的单位生产能耗基准后，应将其推广至全行业，在此过程中，需对生产能耗基准的数据来源进行解释，帮助企业了解单位生产能耗最优实践的具体情况。

结语

“双碳”目标既体现了我国作为国际大国对全球环境的责任担当，同时也表明我国认识到碳排放问题是影响未来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挑战。因此，我国主动推进碳减排的理念、策略和技术发展，引领世界变得更加清洁环保。

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可以帮助发现、识别能源浪费相关的问题，监控和优化能源使用，降低碳排放。在全球范围内，许多领先企业已成功应用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并显著提高能源效率、降低碳排放。鉴于此，我国应大力推动其在工业界的应用，通过政策支持、行业合作、技术创新、定制化解决方案等措施，形成先进的低能源浪费的绿色产业集群。

全球碳排放问题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推动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在工业界中的部署，是建设碳中和绿色地球的有效手段。人类想要更好地在这片美好的大地上长久地安居乐业，就必须建设更加绿色清洁的工业系统。为了达成这一项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业，需要各方不断努力，早日实现全人类维护绿色地球的长远梦想。

致谢英国剑桥大学工程系制造研究所可持续发展中心的Mr. Awwal Sanusi Abubakar对本文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议。

（作者：耿端阳、Steve EVANS，英国剑桥大学工程系制造研究所；许通，英国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系环境能源与自然资源管理中心；朱庆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鲁明）记者日前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甘肃将坚持从农民最迫切的现实需要入手，围绕“和美乡村”创建行动和“八改”工程，谋划实施一些普及普惠、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的关键要事，真正让群众可感可及、满意认同。

甘肃将全面开展“和美乡村”创建，突出村庄美、产业兴、治理好、乡风和、百姓富、集体强6项内容，分区分类、因地制宜开展创建，今年再创建100个左右省级“和美乡村”和500个左右乡村建设省级示范村。逐级编制乡村建设年度任务清单，规划布局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以县为单位建立乡村建设项目库，合理安排建设优先序。甘肃农业农村部门将统筹推进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包養体系建设。

甘肃将深入推进“八改”工程，紧盯改厨、改厕两项任务，总结推广一批适应农村实际、成本适包養中、群众满意的“改厨”技术模式，引导群众建设安全、干净、卫生、明亮的农村清洁厨房；抢抓国家改厕奖补的政策机遇，争取实施改厕20万户以上，包養加强技术服务、督促指导、抽查检验，进一步提升农村改厕质量，提高群众满意度。同时，甘肃将加强统筹协调，实行定期调度，推动改路、改水、改房、改电、改气、改院等工作落实落地。

甘肃将持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办法，运用清单制、积分制、接诉即办等务实管用模式，大力推广陇南市民事直说“1234”工作法等先进治理经验，继续抓好“耕耘者”振兴计划乡村治理骨干培包養训和农村学法用法包養網示范户培育。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不断变革的科学研究范式和日益增强的学科交叉融合趋势提高了科技创新的难度，加深了科技创新的复杂度，加快了科技创新的速度，对传统单一主体的科技创新模式提出了全新挑战。协同创新逐渐成为“大科学”时代科技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成为创新型国家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趋势。

我国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科技创新主体在协同创新组织方式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发展了创新联合体、新型研发机构、联合研发平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新模式，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还存在不少弊端，协同创新的广度、深度、效果和持久性有限，没有形成基于利益驱动的协同创新长效机制。如何将科技创新主体有效协同起来，以最优化的组织模式进行创新，对于我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作为科技创新强国，其科技创新体系具有独特优势，各创新主体定位清晰、分工明确，形成了相互合作的协同创新关系。德国四大科研机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会（MPG，以下简称“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FhG）、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WGL）、亥姆霍兹联合会（HGF）作为德国科技创新体系中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在创新链上各司其职，在关键技术攻关方面体现了协同创新的组织特征并取得显著成效。本研究以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为研究对象，从协同创新目标、合作机构、组织机制、出资方式、政府作用和合作成效等方面，分析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的做法和经验，为我国在重要科技领域的协同创新组织建设提供参考。

协同创新理论相关研究

随着创新理论的不断发展，协同创新的思想也逐步兴起。20世纪70年代，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系统性地提出了协同理论，认为协同是系统中各子系统的相互协调、合作或同步的联合作用及集体行为，结果产生1+1＞2的协同效应。2005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彼得·格勒（Peter Gloor）最早给出协同创新的定义，即“协同创新是由自我激励的人员组成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进行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我国关于协同创新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协同创新是指不同创新主体以合作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资源共享或优势互补为前提，合理分工，通过创新要素有机配合，经过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单独要素所无法实现的整体协同效应的过程。协同创新作为一种复杂的创新组织方式，具有整体性、层次性、系统性、复杂性、动态性、集约性、学习性、有机性、自组织性等特征。

协同创新的组织方式具有多样性，国内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分类并给出分类依据。例如，2004年，李焱焱等依据创新主体作用的差异，将产学研合作分成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高校与科研机构主导型、共同主导型4种模式：政府主导型又分为政府指令型和政府推动型2种形式；企业主导型包括委托开发、合作开发、共建研究机构3种形式；高校与科研机构主导型包括技术转让和专利出售等形式；共同主导型以利益为纽带，合作各方在平等地位下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促进技术创新和市场开发，共担风险，共享利益。2012年，鲁若愚等从创新主体合作的紧密程度，将产学研合作划分成技术转让、委托研究、联合攻关、内部一体化、共建基地、共建实体6种模式：技术转让的常见形式是高校与科研院所出让技术，企业受让技术；委托研究是指企业作为委托方将研究任务委托给高校、科研院所等学术机构进行研究的一种行为；联合攻关的模式多以科研课题为载体、以课题组为依托，由产学研各方合作进行研究开发；内部一体化的典型形式是高校或科研院所开办企业，通过组织创新的方式将科研活动与现实经济相联系；共建基地和共建实体2种形式是指产学研各方共同投入，组建联合研发机构、联合实验室等科研基地或研发实体。2015年，王章豹等根据协同创新组织层次和紧密程度将产学研协同创新分为项目式、共建式、实体式、联盟式和虚拟式5种组织模式：项目式包括技术转让、委托研究、协同攻关3种形式；共建式的具体形式有共建研发基地、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和共建高科技园区3种形式；实体式分为以高校科技企业为典型的内部实体模式和产学研各方组建法人经济实体的外部实体模式2种形式；联盟式以产业技术联盟为代表，可分为行业性产业技术联盟、区域性产业技术联盟和跨行业跨地区产业技术联盟3种形式；虚拟式则是指借助现代网络技术建立起的网络化虚拟组织形式，有产学研虚拟合作教育和虚拟研发平台等形式。

之前文献的研究视角多集中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组织模式，强调政府的引导作用和企业的核心地位，较少研究关注处于创新链不同环节的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的组织模式，本研究尝试以德国四大科研机构的多种协同创新组织模式为例，从创新链视角分析科研机构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

德国科研体系及四大科研机构的定位

德国科研体系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3个板块组成。高校从事广泛的研究，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亥姆霍兹联合会为代表的非营利性科研机构是德国基础和前沿领域研究的重要科研力量，是国家战略性重点研究项目的主要承担者；企业主要开展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应用研究，是产品技术创新的主力军。

在德国科研体系中，四大科研机构最具代表性，其是在二战后的建制化发展是德国科研实力快速复苏的关键因素。它们作为德国科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定位上各有侧重，形成了分工明确、统筹互补的有机体系，共同造就了德国解决重大、复杂性科学挑战的主要阵地。

马普学会。马普学会成立于1948年，主要从事自然科学、生物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基础研究和跨学科创新，是德国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科研机构，科研活动采用学术带头人（PI）制，约90%的经费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机构式资助。

弗劳恩霍夫协会。弗劳恩霍夫协会成立于1949年，为发展面向企业需求的应用性科研而建立，是德国也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研究机构，科研活动以委托科研为主，经费70%来自政府和企业委托的项目，30%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机构式资助。

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成立于1995年，是拥有众多研究实体的综合性科研机构，主要从事社会、经济和生态等面向应用的基础研究，约70%的经费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机构式资助。

亥姆霍兹联合会。亥姆霍兹联合会成立于1995年，是德国最大的科研机构，以国家中长期性科研任务目标为导向，借助大型设备和科研设施在健康、能源、地球与环境、关键技术、物质、航空航天与交通6个领域开展大科学研究，科研活动采用项目制，约70%的经费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机构式资助。

随着科学技术生产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日益复杂多样，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在各自分工的基础上，积极整合内外部创新资源，通过建立创新效率更高的协同创新模式，实现智力上、方法上和学科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升科研创新能力，促进科技进步和交流。

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

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的组织形式多样，按合作组织结构的松散程度分为项目型、集成型、战略联盟型、平台型和网络型共5种组织模式。

项目型组织模式

项目型组织模式是一种动态、可扩展、灵活的合作模式，其组织结构紧凑，参与者之间的科研合作密切度高，管理快捷灵活，协同效率高效，合作研究项目聚焦具体科学问题。该模式的典型案例是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联合发起的合作计划（图1）。

合作目的。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自2005年起利用各自的核心竞争力，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交叉领域合作开发具有应用潜力的新技术，将一流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创新应用；通过2个或以上的马普学会下属研究所和弗劳恩霍夫协会下属研究所合作完成项目，实现各自无法独立完成的科研目标，填补创新链中的缺口。

组织机制。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的合作项目采用内部招标、内部竞争、联合评审、联合资助的方式，合作项目期限为3—4年。项目采用多级评审机制，先由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各派出3位所长组成评审委员会作出书面预选，之后邀请约5个项目组做项目陈述。马普学会主席和弗劳恩霍夫协会主席在评审委员会表决结果的基础上作出是否资助的最终决定，每年共批准2—4个新项目。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每年投入400多万欧元支持合作项目。

政府作用。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马普学会与弗劳恩霍夫协会合作的持续与深化提供资金和制度保障。2005年，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缔结《研究与创新公约》，在该公约框架内，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通过持续增加包括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在内的非高校科研机构的预算，保障对非高校科研机构的经费投入，加强其在德国科研体系中的地位。各科研机构在经费稳定增长的保障下承诺采取更多措施来进一步提升科学研究的质量，措施之一就是深化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缩小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之间的差距。

合作成效。合作计划自2006年实施以来，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共投入约0.58亿欧元、资助项目55个。这些项目涵盖主题广泛，分布在生物技术、医学、微电子、催化研究、量子物理、信息通信、材料、能源等重要技术和具有经济意义的领域，实现了新型无稀土磁性材料、双梳光谱技术、阿秒级极紫外光脉冲激光器等技术创新。

集成型组织模式

集成型组织模式表现为一种集成化组织，这种集成是从整体及战略角度出发，打破以单一机构为主体的分散组织模式，将具有不同功能的组织要素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目的是通过相互补充，使组织体的功能发生质的突变，提升整体解决方案的供给能力和综合竞争优势，放大整体效应。该模式的典型案例是弗劳恩霍夫协会与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合作组建的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图2）。

合作目的。2017年，弗劳恩霍夫协会下属的11家研究所和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旗下的2家研究所共同制定并启动了跨地区的微电子与纳米电子研究项目——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其目的是通过跨区域合作方式将科研与应用、科研与加工、科研与生产密切结合起来，在基础研究和客户特定的产品开发之间架起桥梁，向科学和工业领域的用户提供新技术和覆盖完整创新链的一站式、高成熟度的解决方案，推动德国乃至欧洲的半导体和电子工业的发展。

组织机制。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将2家机构共13个研究所的2 000多位科研人员以及技术研发设备统筹组织，研究重点集中在“硅基技术”“复合半导体”“异质整合”“设计、测试及可靠性”4个未来技术领域。此外，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通过“微波和太赫兹”“电力电子”“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电路的设计、制造和系统集成”“光电系统”“传感器系统”“微机电系统执行器”6个技术平台，整合从系统设计到测试的整个技术价值链上的相关能力，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在柏林设立了办事处，负责协调组织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的业务活动和发展战略，办事处人员包括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负责人，4位技术领域经理负责规划技术领域的长期发展方向，若干项目经理负责联络产业界客户并对接应用性课题，以及一支传播团队负责宣传和市场营销。

政府作用。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是德国联邦政府在泛欧计划“欧盟共同利益重点项目”（IPCEI）框架下的配套举措，是两德统一以来德国政府对微电子研究的最大投资。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为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的研发项目与基础设施建设资助总额约4亿欧元，其中，首批实验设备的更新和扩建约3.5亿欧元，弗劳恩霍夫协会获得约2.8亿欧元、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获得约0.7亿欧元。

合作成效。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作为欧洲最大的跨地区微电子研发联盟，是世界智能系统领域规模最大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团队，其在通信和传感技术领域对太赫兹技术的开发为德国成功实施“工业4.0”、数字化及解决资源效率等未来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战略联盟型组织模式

战略联盟型组织模式是一种战略性、松散的长期合作模式，由2个或2个以上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组织组成。该组织模式强调合作各方作为统一整体，在选定的领域共同使用资源进行开发并占领市场，从而实现增强竞争优势、提升整体显示度的最终战略目标。该组织模式的典型案例是由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和亥姆霍兹联合会旗下的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等科研机构联合多个德国著名大学共同发起的慕尼黑量子谷计划（图3）。

合作目的。2021年，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德国包養航空航天中心、巴伐利亚科学院（BAdW）、慕尼黑工业大学（TUM）、慕尼黑大学（LMU）和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FAU）共7家机构共同发起慕尼黑量子谷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在未来10年内使慕尼黑成为全球拥有最先进量子科学和技术的地区之一，帮助德国在量子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地位。

组织机制。慕尼黑量子谷从研究、开发、人才3个方面深入探索量子科学和技术，具体措施包括：量子计算与技术中心承担建造和运行超导量子计算机、基于离子和原子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其中，马普学会下属的马普量子光学研究所和光物理研究所在量子模拟器、光学晶格中的冷原子、里德伯原子、量子信息处理和量子多体物理方面以开创性的基础研究包養網成果为量子技术奠定基础；弗劳恩霍夫协会主要在量子计算的安全性、稳健性和优化3个领域开展与量子计算相关的软件问题研究，并接管了系统关键部件的工程、制造和系统集成化等工作，从软件和硬件2个方面全面参与慕尼黑量子谷；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在优化控制理论和量子算法方面发挥专业优势，针对不同的硬件系统和算法，对量子比特的优化控制进行数值优化，开发软硬件全栈式量子计算机。量子科技园为慕尼黑量子谷的研究与产品开发提供必要的技术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马普学会半导体实验室与弗劳恩霍夫协会下属的微系统和固态技术研究所的基础设施要素将整合到量子科技园中，为量子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提供最先进的设施和设备。组织学术教育和产业界人员培训。马普学会的两个博士课程“马普量子科学与技术国际研究生院”和“马普光物理学国际研究生院”为博士生提供高水平的培训；马普学会科研成果转化机构马普创新有限公司和弗劳恩霍夫协会风险投资部开展针对科研人员的培训工作和咨询服务，提高科研人员的专利意识。慕尼黑量子谷建立了一套精简的组织管理结构，7家合作机构以“注册协会”的法律形式成立了慕尼黑量子谷注册协会（慕尼黑量子谷e.V.），负责指导和协调慕尼黑量子谷的工作，整合并分配资源。德国联邦政府、巴伐利亚州政府和工业界代表组成监事会，监督慕尼黑量子谷e.V.的工作。

政府作用。慕尼黑量子谷是巴伐利亚州发展量子科技的核心力量，巴伐利亚州政府在“巴伐利亚高科技议程”框架下为慕尼黑量子谷提供了总计3亿欧元的资金。同时，慕尼黑量子谷作为德国联邦政府“未来计划”的一部分，得到了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和联邦经济部0.8亿欧元的资助。此外，慕尼黑量子谷还与量子技术领域的企业合作，获得产业界的资助。

合作成效。慕尼黑量子谷在成立第1年就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争取到了德国联邦政府经费用于实现量子计算机演示器和量子软件的应用。巴伐利亚州当地及其他地区的企业和学术机构，包括国际科研机构和相关协会等，与慕尼黑量子谷开展合作的兴趣日益浓厚，如与慕尼黑量子谷设立人员间的合作交流项目等。此外，慕尼黑量子谷在创建跨学科生态系统方面也发挥了先锋作用，研究人员数量从成立之初的200位几乎翻了一倍。这是在全球量子技术研究剧增，难以招募研究人员背景下对慕尼黑量子谷内部及周围量子生态系统吸引力的认可。

平台型组织模式

平台型组织模式由一个牵头单位和多个合作伙伴共同构建，旨在建立一个开放、动态的协同平台，通过平台的开放性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合作，合作伙伴在平台构建发展的过程中有较强的流动性，平台上每个合作伙伴的优势互为补充，相互促进，使平台释放巨大能量，共同创建“共创共赢”的生态。平台型组织模式通常采取“平台—子平台”的组织结构，根据业务分工设置不同的子平台，典型案例是2016年马普学会在人工智能领域主导发起的网络谷项目（图4）。

合作目的。网络谷由来自德国政府、科学界和工业界的12个合作成员共同参与，合作成员包括：巴登-符腾堡州政府（BaWü）；马普学会下属的马普智能系统研究所、弗劳恩霍夫协会、斯图加特大学（TU Stuttgart）、图宾根大学（Tübingen U）；美国亚马逊公司（Amazon）、德国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厂股份有限公司（BMW），致力于汽车概念及技术研发的工程技术服务的德国艾尔维公司（IAV）、德国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份公司（Benz）、德国保时捷公司（Porsche），从事汽车与智能交通技术、工业技术、消费品和能源及建筑技术等产业的德国博世公司（BOSCH），从事全球汽车行业零配件供应的德国采埃孚股份公司（ZF），其目的是创造研究和创业生态，打造德国“硅谷”。

组织机制。网络谷跨越斯图加特和图宾根2个城市，设置专包養網心得业知识与人才、经济开发和社会影响3个子领域。在专业知识与人才领域，马普学会下属的马普智能系统研究所和马普生物控制学研究所开展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行为和学习方面的基础研究；马普智能系统国际研究生院负责培养博士研究生。弗劳恩霍夫学习系统进展中心作为基础研究和企业之间的连接，开展与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关的研究，帮助中小企业应用现代人工智能的方法。网络谷在组织管理结构上设有全体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负责决策网络谷最根本、最首要的发展问题和战略利益，马普学会、巴登—符腾堡州政府和企业各占33.3%的选票。执行委员会负责网络谷正在执行中的项目，由全体大会选出的3名成员组成，这3名成员分别是马普学会代表、巴登—符腾堡州政府和大学代表、企业代表。

出资方式。网络谷由所有合作成员共同投资，第1阶段投资金额约1.65亿欧元。巴登—符腾堡州政府、马普学会、斯图加特大学和图宾根大学负责出资建设新的研究大楼、教授席位、研究小组、研究生院和其他主要设施，其中巴登—符腾堡州政府作为最大资助者，提供了超过1.6亿欧元的资助，产业界合作成员在2018—2022年共为马普智能系统研究所、斯图加特大学和图宾根大学的研究小组提供了总计约750万欧元的支持并资助了2个基金教授席位。此外，网络谷还得到卡尔蔡司基金会等基金会的支持。

合作成效。网络谷是欧洲最大的人工智能研究组织，在整个德国乃至国际上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在相关排名中也名列前茅。网络谷自成立以来，合作成员之间的合作促进了德国斯图加特—图宾根地区人工智能领域生态包養網系统的繁荣与发展，网络谷所在的巴登—符腾堡州已然成为欧洲和全球机器学习、机器人和计算机视觉的研究与创新中心，其作为核心热点地区的势头日益明显。

网络型组织模式

网络型组织模式是组织结构最为松散的一种合作组织，它在组织形式上打破了机构和地区的界限，具有多边性和立体性的特点。结点是网络型组织的基本单元，具有决策能力并可独立完成任务，由组织成员构成。结点以及结点之间的联结关系构成整个组织。由于该模式的组织结构最为松散，因此网络型组织有国家的引导和长期资助以使其组织结构保持稳定，并有一套特定的协调管理体系。该模式的典型案例是德国联邦政府在2009—2012年间启动建立的6个跨地区、跨机构的健康研究中心，分别为德国癌症转化研究联盟（DKTK）、德国感染研究中心（DZIF）、德国心血管疾病研究中心（DZHK）、德国肺病研究中心（DZL）、德国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心（DZNE）和德国糖尿病研究中心（DZD），这些健康研究中心针对糖尿病、感染疾病、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肺病和心血管疾病开展转化医学研究（图5）。

合作目的。健康研究中心的合作成员来自大学和大学外的医学研究机构，合作成员的科学专业知识在医学创新链上呈现互补性，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将常见疾病领域的研究力量集中起来，创建国家卫生研究网络，提高研究质量，加快研究成果从实验室到医疗服务的转化过程。大学医学院和大学附属医院。作为健康研究中心的核心成员，大学医学研究机构将科学研究、教学活动与医疗实践融合起来，并联合其他医院，以达到健康护理研究、公共卫生研究及临床试验所需的足够数量患者。德国联邦研究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联邦药品和医疗器械研究所等德国联邦研究机构在临床试验监管和公共卫生领域提供必要的专业知识。德国四大科研机构。作为健康研究中心重要合作成员，德国四大科研机构从事与其定位相符的基础研究和面向产业与应用的研究。马普学会以自然科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发病原因和发病机制开展深入的基础研究，解决医学和临床工作中发现的科学问题；弗劳恩霍夫协会以医学应用为导向，通过创新医疗产品和医疗技术为医疗健康领域的各种问题开发现代化解决方案；亥姆霍兹联合会开展以疾病为导向的医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对癌症、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与代谢疾病、感染疾病产生的原因及其诊断、治疗与预防进行分析和研究；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从生物差异性、环境影响、生活方式等研究方向出发，为探究人类健康奥秘作出贡献。

组织机制。健康研究中心以“工作组—工作站点”的双层结构开展科研活动，工作组分为科学工作组和临床工作组，合作成员通过加入工作组参与健康研究中心的研究活动。地理空间上相邻的工作组又联合组成工作站点，共同完成健康研究中心的研究任务，每个健康研究中心的工作站点数量通常为5—9个。例如，德国感染研究中心联合了德国35家大学和大学外的医学研究机构，其合作成员数量在所有健康研究中心中最多，在新兴传染病、艾滋病、免疫受损宿主感染、结核病、肝炎等9个研究领域设立了共49个工作组，组成了汉堡—吕贝克—博尔斯特尔、汉诺威—布伦瑞克、波恩—科隆、吉森—马尔堡—朗恩、海德堡、图宾根、慕尼黑共7个工作站点。健康研究中心在组织管理上设有决策、管理、监督和决策咨询等部门，全体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合作成员通过全体大会决策健康研究中心研究战略、经费使用、人事任命等重大事项。

政府作用。健康研究中心是在“德国联邦政府健康研究框架计划”下建立的，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90∶10的分摊比例长期资助。每年德国联邦政府和13个州政府对健康研究中心的资助约为2.7亿欧元。

合作成效。健康研究中心将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成功地捆绑在一起，为加快研究成果向医疗服务的转化创造了最佳条件。2020年，由健康研究中心科学家主导的首个治疗慢性丁型肝炎的药物和一种新的心脏瓣膜技术在欧洲获得批准，为造福人类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不同组织模式的差异与特点

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形式多样，5种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在结构特征、优劣势和适用场景等方面呈现出差异性（表1）。依据组织结构的松散程度，德国四大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可归纳为紧凑型和松散型2类。

项目型组织模式和集成型组织模式属于合作主体数量精简、组织紧密、结构精益的紧凑型。项目型组织模式具有合作行为交互性强、易实施、责权分明、运行管理灵活高效等优势，适用于组织研究聚焦、指向性强的具体科研问题，但项目型组织模式具有临时性和动态性特征，使其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集成型组织模式强调整体效应，具有融合性、集成性的特征，对核心组织要包養網素进行重新整合有利于统一指挥和协调核心利益和关键行动，避免合作成员之间的利益纠纷和竞争矛盾，能够实现知识、技术、基础设施等全面共享，是谋求整体解决方案、提升整体竞争优势的最佳路径。

战略联盟型组织模式、平台型组织模式和网络型组织模式属于范围广泛、合作主体多元的松散型。战略联盟型组织模式具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和目标，强调合作行为的战略性和合作关系的长期性，着眼于长远利益，一般由多个主体联合发起，优势是能够实现资源共用和技术的相互传递，进而缩短研发周期，促进技术创新；平台型组织模式依附于一个有较强科研能力和领导力的机构，充分放大合作成员价值，组织形式的开放性是其最大特点，但平台型组织模式的合作成员相对独立，表现出更高的自由度，因此调节成员之间的合作会有困难；网络型组织模式在跨领域、跨组织、跨区域的合作关系中表现出类似网状的特征，密集的多边联系是该组织模式最主要的特点，合作成员及知识的多元化和异质化适用于综合交叉程度强、规模大型的国家战略性科研攻关任务，由于网络型组织没有明显的核心，一般采用合作成员集体决策的方式决策组织的重要事项，强调合作成员达成共识，因此组织的决策效率相对较低。

启示与借鉴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国际科技博弈日趋复杂的形势下，集聚国家精锐科技力量，在重要战略领域和关键技术领域探索并建立更高效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是我国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有效路径。德国四大科研机构作为德国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对我国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完善国立科研机构和国家实验室等不同类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升协同创新成效，具有启示与借鉴作用。

引入增量资源推动协同创新发展。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及分工明晰，政府稳定的财政支持使德国四大科研机构恪守自身使命定位。2006年起，德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缔结《研究与创新公约》，承诺对德国四大科研机构的资助金额每年至少增加3%，同时也对德国四大科研机构提出了加强协同合作的要求。增量资源的引入对德国四大科研机构间的合作联动起到了积极的调动作用，并为协同创新的稳定运行提供了重要的经费保障。我国应改变增量科技资源主要用于竞争性项目或新增研究单元的现状，在稳定已有科研机构使命定位的基础上，通过配置增量资源鼓励科研机构开展协同创新，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创新优势互补的国家创新体系。

强化综合性国立科研机构全链条协同创新。多样化的创新主体为协同创新创造了必要的空间。德国四大科研机构的使命定位从前沿基础研究延伸至应用技术开发，覆盖创新全链条。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综合性国立科研机构，应充分发挥学科领域全、创新链条长的体系化、建制化优势，打破学科、领域、团队壁垒，主动对接创新链上下游的研究力量，发挥不同研究单元的差异化优势，加快形成分工明确、协同高效、分可独立作战、聚可合力攻关的科研攻坚模式。

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主导的战略科技力量协同网络。具有国家实验室性质的亥姆霍兹联合会在健康研究等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协同攻关中占据主导地位，发挥引领和集聚作用。我国应在跨学科、跨领域、跨机构、跨区域、长周期、大投入的复杂重大科技协同攻关任务中，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作为建制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龙头牵引作用，集成各类创新资源的优势，形成具有强大整合效应、协同效应、辐射效应和放大效应的网络化协同模式，显著提升核心技术攻坚体系效能。

（作者：葛春雷，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裴瑞敏、张秋菊，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

在日前举办的2024年经济形势与电力发展分析预测会上，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预计，2024年新投产发电装机规模将再超3亿千瓦。到2024年底，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将达到13亿千瓦左右，首次超过煤电，占总装机比重上升至40%左右。

装机规模迈上新台阶

2023年底，位于陕西省府谷县的奕辰光伏电站共计25万千瓦光伏并网发电。至此，西北地区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2.1亿千瓦，占比超50%，西北电网也成为我国首个新能源为发电装机主体电源的区域电网。

“新能源绿电不仅点亮西北，更输送至全国各地，服务全国经济发展和能源转型。”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西北分部调度控制中心主任马晓伟介绍，西北电网已连续7年实现新能源发电量、利用率和发电占比“三提升”。截至去年底，西北电网已累计送出近4000亿千瓦时绿电，实现了每发4千瓦时电中就有1千瓦时来自新能源的目标，绿电不仅惠及本地，更源源不断输送到华东、华北等地。

过去一年，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整体提速。截至2023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29.2亿千瓦，同比增长13.9%。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15.7亿包養網千瓦，占总装机容量比重首次突破50%，达到53.9%，同比提高4.4个百分点。

我国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始终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加快推进，第一批已建成并网超4500万千瓦，第二批、第三批已核准超过5000万千瓦，正在陆续开工建设。2023年，风电、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占新增发电装机总容量比重达78.8%，成为新增装机绝对主体。全国并网风电和光伏发电合计装机规模从2022年底的7.6亿千瓦，增至2023年底的10.5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包養網比重为36%。

大规模并网面临挑战

按照目前新能源装机速度，今年内，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装机。新能源跃升式发展，在助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同时，也给电力系统稳定安全和电量消纳带来较大挑战。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常务副理事长杨昆表示，随着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电力电子装置在源网荷储等各环节得到广泛应用，电力系统呈现显著电力电子化趋势，功角、电压、频率等系统稳定问题突出。同时，受自然条件限制，可再生能源供给将呈现更大程度间歇性和波动性，风力骤减、干旱等极端天气发生，会造成可再生能源出力大幅下降。电力设施安全、供电保障能力、系统稳定运行、新能源消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充电、抬杆、照明……3月27日晚，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学林街的一座5G光储充一体化停车楼迎来了用电高峰，夜晚光伏不发电，停车楼里的储能系统正源源不断提供着电能。“针对建设新能源的工业区、大型企业、学校等公共建筑，我们通过向用户提供合理的储能配置建议方案，既提升新能源消纳水平，又能削峰填谷，保障电网平稳运行。”国网嘉兴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丁晓良介绍，在嘉兴海宁地区，公司已建成储能容量11.48万千瓦。

促进新能源高比例并网消纳是项系统工程。杨昆建议，要合理布局支撑性调节性煤电，适度布局调峰气电，大力推进流域龙头水电站建设，推动既有水电扩机增容及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改造。积极推进新型储能和源网荷储一体化建设，不断增强电力系统综合调节能力。

“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攀升，如何有效消纳绿电确实是个挑战。”中国能源研究会研包養究员、双碳产业合作分会主任黄少中表示，这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入手，采取综合措施加以解决，包括加强电网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分布式发电和就地消纳、发展储能技术、加强区域电力市场建设以及提升需求侧管理水平等。

理性看待新能源利用率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在装机年均增长26%的条件下，利用率连续5年保持95%以上，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但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进一步扩大，保持高水平消纳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一味追求高比例消纳并非良策。

从全球范围看，在新能源发电渗透率提高的同时，弃电率呈上升态势，成为客观规律。欧美国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新能源弃电，2020年风电弃电率普遍处于3%至11%区间。有关研究认为，新能源发电渗透率临界点大致在30%至40%区间，临界值之内弃电率普遍不高，超过临界值弃电率将显著提升。

事实上，新能源利用率并不是越高越好。在一定发展阶段和数值之上，新能源利用率的每一步提高，都要付出巨大的消纳成本，社会用能成本也会因此提升，新能源发展规模也将受限。国际上已有学者提出新能源“经济弃电”概念，即避免尖峰时刻消纳新能源产生的超额成本。

在新能源高渗透率情景下，保持合理利用水平是经济且必要的。早在2021年3月，国新办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有关情况发布会上，时任国家能源局包養电力司司长黄学农在回应如何保障新能源消纳问题时，就提到“要科学制定新能源合理利用率目标”这一举措。

2022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正式提出，到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和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分别达到33%和18%左右，利用率保持在合理水平。

专家建议，新能源合理利用率与新能源电量渗透率相关，要在明包養網确全国整体利用率目标的基础上，根据各省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以提升新能源发电量占比为导向，差异化设置各省利用率目标，不搞“齐步走”。同时，定期滚动测算发布各省预期利用率，科学引导新能源发电企业投资，避免资源浪费。（记者 王轶辰）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全国人大代表、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宝申认为，制造业正在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到先进的光伏制造技术创新中，从“制造”向“智造”加速跃迁，已成为光伏行业实现高质包養網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光伏行业的需求波动比较大，技术迭代快。一旦落后，产能将全都变成负债和包袱，所以从业者普遍存在焦包養虑，但不‘进场’又会拿不到‘船票’。”钟宝申代表说，作为光伏行业龙头企业，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聚焦科技创新，加强产学研合作与技术交流，持续推动绿色能源产业创新发展。钟宝申代表介绍，自2012年上市以来，隆基绿能公司在研发上已投入资金超过230亿元，当前专门从事研发的人员有4000多人。目前，公司利用全激光图形化可量产制程工艺获得27.09%的电池转换效率，创造单结晶硅太阳能电池效率新的世界纪录，并获评全球光伏行业首个“灯塔工厂”。

2023年，我国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产量达5.4亿千瓦，增长54%。“光伏是一个创新驱动型行业，单靠规模不能有效地降低成本和创造价值，科技创新是推动‘质’‘量’双增的重要引擎。”钟宝申代表表示，看清技术走向、提前布局，持续不懈地攻克技术难题，才能提高产品的发电能力、降低综合成本，让技术在行业包養行情内具备领先量产的条件。

近年来，光伏在赋包養能乡村产业振兴、助力共同富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农村光伏市场存在不少乱象。钟宝申代表建议，从政策层面出台农村光伏发电项目组件和逆变器等关键物料选用标准，大力推广发电效率高、可靠性高、外形美观、符合建筑美学、具有防积灰功能的组件产品。同时，引导光伏企业加大对科技的投入，摒弃简单拼凑大尺寸产品的非理性竞争，用安全可靠的光伏产品助力美丽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