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技術的廣泛應用，我國智慧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取得顯著進步，許多城市建立了智慧城市系統，通過智能化、數字化手段，為市民提供更高效的服務。與此同時，也出現一些問題，一些智能設施建好后缺乏維護成了擺設，還有的存在數據共享不足、安全性隱私性保護亟待加強等問題。記者就此走訪多個城市，采訪讀者網友、專家學者及相關人士，為促進智慧城市建設行穩致遠建言獻策。
在城市更新中，以數字化賦能城市建設，提升服務能力
對于智慧城市建設，許多市民充滿期待。一名寧夏銀川市網友近日在人民網“領導留言板九宮格”留言，希望設立智能化站牌，“不但可以顯示公交車能到哪些地方，還能顯示最近一輛車到哪兒了、車上大致人數”等。
有的構想在一些城市已經付諸行動。比如，在山東東營市乘坐公交車，通過電子屏或手機APP，就可實時查到公交車的準確位置和預計到達的時間——2016年12月，東營推出智慧公交手機APP，此后多次升級，目前已成為東營市民公共出行的必選工具。
“昨晚，我的車就停在市政府的停車場了。”在湖北黃石市，一位市民告訴記者。為了緩解停車難，黃石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城市更新科負責人劉小成介紹，今年6月，包括市政府停車場在內的首批15家共享停車場正式上線“黃石停車”APP，市聚會民可以通過“共享預約”功能線上申請錯時停車。與此同時，黃石對全市各類停車場統一改造，接入“一個停車場”的智慧停車平臺，推動包括醫院、景區、文體場館及部分物業小區共92家政府定價停車場先行先試，共接入停車泊位11.9萬個，其中動態泊位10.2萬個。通過停車資源的科學整合，黃石中心城區停車難的矛盾得到有效緩解。
智能化手段在提升城市韌性方面也展現出優勢。今年夏季的一天，河南鄭州市突降大雨，當地新型智慧城市運行中心迅速進入應急狀態，通過遍布市區的傳感器，大屏幕上各種數據實時更新。經過測算與分析，運行中心對暴雨可能影響到的區域提前發出警告，并將關鍵信息發送給相關市民。同時，“鄭好辦”APP上的“積水點地圖”，以紅、黃、綠三色標記出實時積水情況、潛在積水風險以及最近的應急避險點，供市民隨時了解最新動態。
不僅是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數字化治理正在深入社區。近年來，山東東營經濟技術開發區將智慧化手段融入社區治理。作為試點社區之一，興盛社區的智慧管理平臺鏈接了包括煙感報警器、智慧燈桿等在內的上萬個智能感知設備。通過管理平臺監控，及時查處了飛線充電、違章建筑搭建、高空拋物等安全隱患事件。
在湖北武漢市江漢區，當地將人、車、設施設備及城市部件通過互聯網聯通，實現了智慧化管理。“巡邏車攝像頭即時傳來視頻，系統可自動識別如垃圾桶滿溢、戶外小廣告亂貼、共享單車亂停放等問題，并直接轉化成相應工單。”負責江漢區物業服務的江漢城資公司負責人介紹，工單直接被派發到作業員的手機上，作業員處理完成后，拍照反饋，AI自動驗收形成閉環。
智慧城市建設中存在數據壁壘、安全性不足、停擺浪費等問題
雖然智慧城市為市民提供了更好的服務，但也帶來一些需進一步解決的問題。有讀者來信反映，一些城市在居民小區推出通過人臉識別進出小區等智慧服務，盡管帶來了一些便利，也有居民并不認同。有居民認為親友到訪時進出麻煩，還有的認為刷臉進出小區，存在泄露居民個人隱私的風險。
對此，重慶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謝瀟提出，伴隨智慧城市的建設發展，城市數據亦呈現爆發性增長的態勢。但由于理論研究不足、制度設計不完善，城市各系統之間的數據尚未完全實現共享，增加了數據存儲與治理成教學本的同時，也引發了數據安全以及算法歧視等諸多問題。“如若對數據濫用，可能侵犯自然人的個人隱私權、企業的商業利益，乃至損害社會公共利益。”謝瀟說。
數據壁壘導致的資源浪費問題也值得重視。比如，在一些城市的十字路口，有時可以看到多個攝像頭并立。專家表示，之所以會出現重復建設現象，與尚未建立起數據共享機制不無關系。
“建設智慧城市需建好和用好物聯網、互聯網和算力網三張網。物聯網是基礎，有傳感器才能傳送數據。”江漢城資公司負責人說，“不同的管理需求對算法的要求不同。比如同一段道路的視頻，城管部門關注的是周邊有沒有占道經營、垃圾堆積，交通部門關注的是有沒有發生交通事故、交通堵塞，公安部門關注的是有沒有暴力事件等。同一攝像頭、同一視頻，結合管理需要可以在背后植入不同的算法進行更高效的實踐應用。”
該負責人認為，無論是法律法規層面，還是相九宮格應的制度政策，目前對于政企數據的共享與使用都還缺乏系統性的引導。“早期各地智慧城市比較重視大腦建設，但城市是有機體。企業目前建的是‘小腦’，聯結了具體做事的‘手’和‘腳’。還需要更新城市服務流程，進行系統融入，也就是要有‘血管和神經系統’，同時構建政府主導、企業協同、公眾參與、源頭治理的生態，城市這一有機體才能更智慧地運營起來。”
此外，資金問題也是智慧城市建設的難點。智慧城市建設需要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系統開發和運營維護，資金緊張或建設動力不足，都可能導致后續難以為繼。作為企業界人士，李先生透露，有些地方為了應付上級檢查而推動智慧城市建設，工程驗收結束，便處于停滯狀態。不僅如此，“有的項目停擺兩三個月甚至一年后，遇到領導換屆、上級壓力或外界影響，可能又重新啟動。停擺時間越長重啟成本越高，如果停擺時間過長，機房、電腦、軟硬件等可能都需要更新甚至重建。
建立數據共享和協調機制，用數字化提升城市幸福指數
今年5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數據局等部門發布《關于深化智慧城市發展推進城市全域數字化轉型的指導意見》，提出建立城市數字化共性基礎，培育壯大城市數字經濟，促進新型產城融合發展，豐富普惠數字公共服務……全領域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
“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不同利益主體需求不同。”廣州市委黨校（行政學院）信息網絡中心張樺表示，政府應注重保障社會公眾的利益和訴求，保障個人權益和社會公平，建立有效的數據共享機制和公平合理的利益協調機制，以實現城市各相關主體的共享和共贏。
專家認為，是否高效、安全地利用公共數據資源并及時與有關企業共享，應當成為智慧城市背景下政府政務公開水平的重要指標。“合理的數據公開有利于促進數據流通交易，盤活數據市場；合理的共享也有利于充分釋放數據價值，進一步促進數據市場繁榮。”謝瀟說。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加快公共數據資源開發利用的意見》，提出統籌推進政務數據共享，強化已有數據共享平臺的支撐作用，圍繞“高效辦成一件事”，推進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政務數據共享和業務協同。同時，有序推動公共數據開放，健全公共數據開放政策體系，明確公共數據開放的權責和范圍小樹屋，在維護國家數據安全、保護個人信息和商業秘密前提下，依法依規有序開放公共數據。
針對數據安全和個人信息保護問題，浙大城市學院教授陳觀林建議，首先要加強法治保障，確保數據采集、處理和利用的合法合規。其次，加強制度保障，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制定數據分類分級管理辦法，嚴格對數據采集、存儲、共享等各個環節的監督管理。最后，還應加強技術保障，充分利用病毒防護、訪問控制、加密認證等信息安全技術，構建一體化的系統安全平臺。
陳觀林認為，智慧城市建設應鼓勵政府機構、企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市民公眾共同參與，特別是調動企業的積極性，有效發揮企業在信息采集、數據利用、系統開發等方面的作用。例如采用“政府掌舵、企業劃槳”的信息采集模式，政府將發現城市管理問題的職責交由社會化企業，采取“花錢買服務”的方式提高信息采集績效，引導企業以“市民眼光、專業標準”參與城市管理。
由于智慧城市建設是投資巨大的長期工程，陳觀林提出，智慧城市建設不能僅僅依靠地方政府的財政投入，還要建立投融資小樹屋機制，通過稅收優惠等激勵政策，推動社會資本參與智慧城市的建設運營。謝瀟則建議，通過賦予企業、社會家教組織、個人等治理主體較大的數據自主權，以促進數據的流通與使用，實現數據的財產價值，釋放數據紅利，實現社會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