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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基础能力
关于“国之重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几点思考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背景与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科学规划布局前瞻引领型、战略导向型、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化设施建设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全生命周期管理，全面提升开放共享水平和运行效率。”我国正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经济增长动力正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急需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一新引擎，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能源革命、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多方面发展和突破。准确认识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加强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对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我国科技基础能力、突破前沿研究应用和产业关键技术、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对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科技研究、人才培养、自然探索等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解决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问题，为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部署提供科技支撑；追求国际科学前沿，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推动我国高能物理学、分子生物学等部分基础科学领域研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集聚高新产业，培养创新领军人才，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多方面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人民生命健康、低碳绿色环保、重大灾害防控等领域提供系统化的科学解决方案；彰显我国科技强国形象，为人类探索认识自然作出历史性贡献。
发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布局及意义
当前，国际科技竞争空前激烈，科技创新已成为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关键变量。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作为科学前沿革命性突破的重要支撑，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和经济体自二战时期的“曼哈顿计划”以来，争相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战略布局，以抢占未来科技发展制高点。
美国采取长、短期规划并行的方式，在美国能源部（DOE）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管理下，积极布局粒子物理学、超快科学、自适应光学等前沿物理和天文学科研究，依托先进光子源（APS）、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JWST）、大型综合巡天望远镜（LSST）、深部地下中微子实验（DUNE）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保持科技创新的领先地位。2021年，美国白宫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发布的《研发基础设施国家战略概述》中提及美国将对必要的知识基础设施和研究网络基础设施发展进行规划、投资和部署。
欧盟通过举办欧洲科研基础设施战略论坛（ESFRI）统筹协调多边关系，规划布局技术复杂的大型设施，建设了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欧洲同步辐射光源（ESRF）等多个世界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2021年，欧盟发布《科研基础设施战略报告》，表明欧盟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主要集中在大数据、计算通信、能源环境、食品健康、天文物理、社会文化等领域，将继续建设包括欧洲脑研究基础设施（EBRAINS）、欧洲社会挖掘和大数据分析综合基础设施（SoBigData++）、海上可再生能源研究基础设施（MARINERG-i）等11项新设施。
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都积极规划并建设支撑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发展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英国在国家科研与创新署（UKRI）的投资和科学与技术设施委员会（STFC）的管理下，设施建设向数据科学、超级计算、风险管控、人才基建等领域发展，并在有机和电子产业取得了一定成就，例如英国散裂中子源（ISIS）已累计创造价值超过130亿英镑。法国依托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等国立科研机构的规划和管理，开始重点关注能源转型、数据管理和生物健康等问题，并积极向多点分布的虚拟网络平台式软设施转型。德国在联邦教育及研究部（BMBF）的投资和亥姆霍兹联合会（HGF）的管理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学会、大学、研究机构形成了长期合作关系，研究方向不再局限于天文学、物理学等传统学科，开始转向下一代列车与汽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更能带动产业技术升级的学科。伴随全球开放科学运动的兴起，日本在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CSTI）的设计规划下，发布《第六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计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重心从传统的医药、汽车、食品等领域转向“社会5.0”时代需要的网络数字、能源低碳、防灾防疫等领域技术。此外，荷兰、瑞典、丹麦、捷克等国家也都各自针对国情制定了科技基础设施的战略发展路线。
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发展历程
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两弹一星”计划的各种小型研究设施建设，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也开始萌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指导方针；1966年，我国首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长短波授时系统经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筹建（图1）。
改革开放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进入成长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九宮格重要论断，签订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北京小樹屋串列加速器、合肥光源等在这一时期相继建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始全面发展建设，向多学科领域进军。
20世纪90年代以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发展期。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郭守敬望远镜、上海光源、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等11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相继开始建设。“十一五”规划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正式纳入“五年规划”之中，着重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科技基础能力。在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支持下，中国散裂中子源、“中国天眼”、国家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结冰风洞等12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始重点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党中央统筹谋划、系统部署科技创新事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历史性跨越。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26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相继启动建设。“十四五”期间更是拟继续建设20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现了数量和质量上的飞跃，设施建设迎来快速发展期。截至2023年6月，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总数达近60项，多个前沿领域已实现重大突破，成功迈入创新型国家梯队。
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严重不足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按照不同的科学用途，可分为专用研究装置、公共实验平台和公益基础设施三大类，该标准目前应用最为广泛，但设施的内涵、分类、目标领域一直随着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在演变。“十四五”规划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划分为战略导向型、应用支撑型、前瞻引领型和民生改善型四大类。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防止“舍近求远”“脱实向虚”，应加强建设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已经建成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大多可以归为前瞻引领型，以世界科技前沿为导向，承担“从0到1”的基础研究任务，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致力于解决国家安全瓶颈问题和追求基础科学研究前沿。相对于我国国民经济支柱行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我国现阶段的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以技术突破、国家和市场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产生实际的经济、社会或政策效益的设施，通常是针对我国国民经济支柱行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或装备所面临的技术突破难、试验验证环境匮乏等产业化困境而建设，兼具科学研究和工程应用的双重功能，能为多个领域的用户提供实验平台和测试手段，最大程度地服务于关键领域的工程应用和产业发展。我国正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机遇，加快建设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一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增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基础能力，正是新形势下的迫切需求。
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相关案例
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助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能源革命、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多方面高质量发展突破。例如，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围绕化石能源清洁利用和高效转换的重大基础理论和关键科技研究，将为化石能源的可持续、低碳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平台，具体支撑突破燃气轮机自主研发设计、核心部件研制测试等关键技术的瓶颈，促进国产燃气轮机行业发展，满足我国能源电力、石油化工、舰船动力等领域对燃气轮机日益增长的需求。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则是就我国核电快速发展建设所面临的核电站长寿命、高放射废料安全处理处置问题而建设的。未来网络试验设施旨在解决互联网运营和服务试验验证环境稀缺的问题，支撑我国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技术研究的快速发展。超重力离心模拟与试验装置则为高性能材料研发、深地深海资源开发、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提供基础条件的重要支撑。
我国高质量发展急需建设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加强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科技基础能力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受制、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提高我国科技创新的抗压、应变、对冲和反制等基础能力，急需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加强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基础能力，助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能源革命、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全方位发展突破。
新型工业化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持续动力。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产业体系，但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的问题。依托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大的技术支撑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着力点。例如，高能同步辐射装置可以针对工业应用问题开展综合性实验研究，结合多种学科方法，挖掘工业创新的源头。
深度融合数字技术是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路径。工业部门需要充分利用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推动产业向高端化和绿色化转型。未来网络试验设施这类应用支撑型设施，是智能化网络创新发展和变革的重要支撑，是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基础性生产力。
农业现代化
建设农业强国的基本要求是农业现代化，关键在于农业科技创新。我国当前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明显滞后，农业科技水平与国际前沿还有不小差距，存在基建滞后、成本攀升、技术水平低、成果转化少等突出问题。种质种源、农业机械装备、化肥农药、耕地节水等农业关键技术亟待攻关，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需求亟待进一步满足。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需要进一步整合农业科研资源，集聚农业科技力量，依托新型农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重大创新平台，建设科技装备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例如，国内首个农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神农设施”，致力于作物分子设计育种研究与应用，建成后将有助于我国农业和生命科学研究发展，奠定迈向农业科技强国的基石。
能源革命
新兴能源技术已成为全球能源向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我国坚定不移推进能源革命，能源领域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建立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能源系统智能化、制造业低碳零碳化和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已成为能源行业发展的新方向。建设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实现“双碳”目标急需新型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例如，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和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分别致力于解决气电和核电领域的关键科技问题，将为能源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具体支撑。
生命健康
生命与健康科技创新是保障人民健康的迫切需求。我国仍面临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多重疾病威胁并存的复杂局面，传染病再流行、慢性病年轻化、人口老龄化、食品安全、职业健康等问题仍较突出。重大疾病及危害因素监测、重点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控、环境健康监测消毒等监测防控体系建设亟待加强，急需规划新兴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速新型药品、监测设备、应急产品等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不断满足人民对生命健康的需求。医疗器械工程化、药品全过程质量控制、人工智能辅助决策诊断等技术的研发，还需要依托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聚优势生物医药产业，支持企业整合科技资源，私密空間构筑产业技术新优势。
生态环境
新时代生态环境科技体系创新对“美丽中国”建设具有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我国生态环境领域正面临碳减排压力空前突出、生态防治修复技术落后、环保材料装备产业跟跑等挑战。针对我国资源化利用率低、环保产业欠发展的短板，急需规划新型生态环境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动生态保护、环境材料、智能环境等前瞻科技创新发展。同时，加速“三废”协同处置利用、气候变化模型评估、地球系统模式识别、温室气体减排等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转化，建立资源清洁高效循环利用体系，提升生态治理环保装备供给能力，增强我国环保产业国际竞争力。例如，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就将在气候变化和环境治理等重大问题中发挥关键作用。
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面临的问题与思考——以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为例
目前，我国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正面临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局面。例如，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已全面进入建设的关键时期，预计2024年投入使用。我国现有的重型燃气轮机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至少相差一代，热端部件、控制系统、零碳低碳燃料燃烧、高温材料等核心关键技术差距大，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依托试验装置可助力实现燃气轮机自主创新和产业化应用发展。在试验装置立项、建设以及后续运行过程中，存在如下3方面问题，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共性问题。
前沿技术突破迅速，设施建设跟进困难
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长建设周期使科学目标和工程目标难以紧跟国际前沿和产业需求。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前沿科技研究日新月异，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不同于针对需要长时间积淀和发展而突破基础科学的设施，从规划、立项、建成到运行的长时间建设周期很可能会使得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成时部分建设内容已无法满足前沿技术突破的需求。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于2013年列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2030年）》，2020年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计划2024年建成。设施建成已经距离规划发布超过10年，而该领域的前沿科技发展迅速，需求应用日新月异，国外的H级燃气轮机已经进入市场，而我国重点针对的还是E级、F级燃气轮机的研制。在“双碳”目标和国际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燃气轮机被赋予了更艰巨的新使命。上述情况将直接导致项目可能会根据世界燃气轮机发展和国家重大需求进行优化调整，由此带来技术方案、经费概算方面的调整，给项目的执行、验收增加了难度和风险。
超长时间的规划建设周期容易增大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不确定性，引发一系列问题。规划布局引领型、高水平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固然重要，但是如何建设好、运行好、使用好设施的问题也需要加强重视。美国的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项目于1996年启动，初始预算5亿美元，原预计2007年发射，却最终追加预算至百亿美元后在2021年末发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贵的天文望远镜。此时已经距离项目启动超过25年，期间开发过程意外不断，发射被推迟数十次，极大地增加了项目成本。我国的郭守敬望远镜于1996年被列入“九五”规划，在2001年开工，历经13年建设，克服一系列问题，包括工程可行性探讨、关键器件采购难、物价上涨、预算不足、工程超期、人才流失严重和团队经验不足等，最终在2009年才通过验收。我国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应优化立项和过程管理，加强工程技术队伍建设，缩短项目建设周期，减少项目建设的不确定性，早日发挥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效益。
用户群体相对缺乏，国际交流合作较少
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通常存在用户群体不多、研究壁垒较高的问题。不同于我国一些世界领先的设施，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有特定的建设目标，用户群体范围相对较窄，依托该类型设施的科学研究活动壁垒较高，并且高额的试验费用和有待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也使得用户踟蹰不前，望而却步。以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为例，其工程目标是满足当下和未来燃气轮机模拟真实环境的部件试验、测试及研究条件。试验研究具有参数高、消耗大、周期长的特点，相应的试验费用较高，仅有部分大型企业和项目负担得起，而且该类试验多涉及用户的关键研发环节，用户对核心技术和试验数据的保护心存顾虑。上述问题可能会导致在项目建成后的运行、开放、服务效益不能达到预期，反馈到对设施的维护、升级、改造缺乏相应的需求和资金，无法形成良性的迭代循环。
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国际影响力不足，国际交流合作较少。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定位多为涉及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技术领域。尤其在少数西方国家对中国科技遏制和封锁持续升级的当下，以及新冠疫情的后续影响和我国本土项目国际竞争力的不足，国际科技合作面临严峻挑战。设施难以吸引国外用户，导致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合作项目和用户群体的缺乏。2021年3月，“中国天眼”正式向全球开放，批准了14个国家的27份申请，为世界贡献出一份中国力量。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应借鉴“中国天眼”，携手国际科学界合作双赢的理念和成功案例，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加大国际影响力。
科技成果转化欠落实，企业承接力较弱
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科技成果转化落实仍未到位。自2015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来，中央出台了大量政策文件，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是由于诉求和目标的不同，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之间在对接中存在诸多问题，阻碍了设施实际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以燃气轮机为例，其关键零部件如叶片、燃烧室相关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需要大量的研发、试验、验证环节，以及时间和资金投入，单凭某个高校或科研院所的自身力量难以完成。而大多数企业更愿意投资引进国外成熟的技术和产品以规避风险，不敢投资国内新技术和新产品，导致众多先进成果难以转化。
我国企业对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承接力相对较弱。央企、国企等的大型企业受制于业绩考核和风险防控机制，大多倾向于直接引进国外成熟技术或产品。2001—2007年，我国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引进E级、F级重型燃气轮机60余套，初步掌握冷端部件制造和整机组装技术，但关键技术如整机系统设计和热端部件制造仍然被外方垄断。而中小企业以制造业为主，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较弱，难以承接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产出的前沿科技成果。就我国重型燃气轮机产业上游的中小企业来看，大多是零部件制造商或原材料供应商，透平叶片和燃烧室等关键热端部件还是高度依赖国外进口。
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我国正处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速发展的新阶段，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国家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支撑我国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国应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继续加强顶层规划和制度建设，做好发展战略选择、优势学科布局、科技成果转化，开展有组织、建制化的科学研究，深化用户全过程参与和高水平国际合作，将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带动作用落到实际产业之中，全面实现设施的科学目标、工程目标和社会目标。
从“十一五”到“十四五家教場地”规划，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顶层规划逐步完善，中央和地方政府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相关技术创新和产业振兴的步伐不断加快。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规划设计、管理评价、开放合作、产业转化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如何发挥“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借鉴国外设施的建设管理经验，做好发展战略选择、优势学科布局、科技成果转化，将设施的带动作用落到实际产业之中去，本文提出如下3个方面建议。
优化项目立项、建设、验收管理制度
强化项目建设在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当前，地方政府甚至社会资本对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热情高涨，极易形成资源、人才等多方面的无序竞争。应以我国的“五年规划”为基础，制定设施5年建设和运行的方案，考虑国家紧迫需求与长远储备，有选择地建设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优化重大科研任务部署，优化项目立项、建设、验收管理制度，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例如，京区单位承担的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应考虑落地雄安，并同怀柔科学城错位发展。
成立如发展规划委员会等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专门决策机构，并充分发挥其领导作用。明确发展规划委员会的职责和权力，包括制定的战略规划细节、审核和批准项目舞蹈場地预算、监督项目的实施等。建立有效的决策机制，加强与科技委员会、用户委员会的沟通和协调，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在规划委员会领导下，持续对项目的前期规划和建设进度进行跟踪评估，根据情况的变化和认识的深入对规划进行必要的调整，保证规划顺利实施和项目顺利建成、验收。
下放部分权限到建设单位，加速项目建设。在项目建设全周期中，从管理的角度，在项目科学目标和工程目标不变、满足国家法律法规前提下，建设方案、建设程序、招标采购、经费调整等的调整变更权限下放到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制定与设施建设需求相匹配的内部规章制度，切实保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快速、高效、高质量建成和验收，早日发挥作用。
增强对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运行管理和评估
进行有组织科研，探索多设施、多用户协同创新的新机制。充分利用依托多个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多用户协同创新机制，进行有组织的科研，开展建制化研究。例如，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等科研院所依托散裂中子源、北京同步辐射装置等多个设施，积极开展与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等企业的合作，组建一体化团队，共同制定实验方案，开展有组织、体系化的科学研究，联合攻关发动机叶片和复合材料等尖端技术。
充分发挥用户委员会的协助作用，听取用户尤其是企业用户的实际需求。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国家重要的科技资源，由国家统筹投资建设，其科学目講座标和工程目标反映出相关领域科技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公共服务属性和资源稀缺决定了开放共享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本质要求。要满足这些领域中的迫切需求，解决相关重大科技问题，需要从立项之初就建立用户队伍，不断吸纳各方面用户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要求。
建立符合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行使用规律的分类评价和激励机制。就目前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评估体系来看，主要指标为论文、专利、软著、获奖、运行机时数、服時租會議务用户数、运行人员、人才培养，以及依托设施产生的重大成果等方面。鉴于前文所述，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用户数量往往难以与其他类型设施相比，直接导致上述评估指标不高，进而影响国家对设施运行费的核定，难以保障设施的运行、维护、升级，设施运行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性也会受到直接影响。因此，建议针对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摸清有关设施的共性情况和个性化问题并分类评估，主管部门从管理、评估角度开展专门的政策研究，制定适应性的评估体系，保障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建成后的开放共享水平和运行效率。
加大对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的支持
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管理单位为核心，组建管理单位、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典型用户、咨询机构、社会资本的研究团队，开展以下4个方面工作：提前做好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成后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的规划布局工作，明确其区域创新体系和行业发展中的定位及发展战略，筛选依托设施的优先发展产业及产业生态体系；加强对装置的宣传推广工作，创新管理机制和激励措施，促进用户使用装置的积极性，论证尝试创新示范、保险补偿、产业联盟、产业基金等形式解决“首台套”“敢用”的问题；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探究研究依托设施产生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机制和路径，充分发挥各方的优势，形成协同效应，从根本上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推动以“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技术产业/孵化园—应用示范基地”为主体构建创新生态，以设施引领技术进步和行业发展。
以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为例，项目建设地点为江苏省连云港市和上海市浦东新区，连云港市拥有徐圩石化基地，是国家七大石化产业基地之一，上海浦东新区正在着力打造以动力装置为核心技术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依托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强大的基础研究、技术研发、试验验证能力，充分发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高端人才集聚效应、技术辐射效应和产业集聚带动潜力，服务高端制造基地和石化产业基地的高质量发展需求，建设燃气轮机部件和整机的技术孵化园和产业园，强链补链，形成技术研发验证、部件研制、整机集成、试验示范、产业应用的创新全链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形成创新生态的良性循环，为我国重型燃气轮机技术的自主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作者：黄从利，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周非特，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徐祥，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张玲玲，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国科学院大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字经济监测预测预警与政策仿真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
晨曦初露，气温跌破零下25摄氏度，黑時租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小荒地村党支部书记杨大利带上设计图纸，与记者一路向东走，耳边机器的轰鸣声越来越响。
农闲时节人不闲，村里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热火朝天。走进施工场地，推土机、挖掘机往来，在积满白雪的沃野间格外醒目。
杨大利这段时间的重点任务就是监督配合农田施小班教學工建设顺利进行。
2023年10月，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小荒地村落地开工，计划修缮24条田间道路，新建农用灌溉水源井25眼并配套水泵。如今，项目已完成近九成。
“以前，一下雨路上全是烂泥，大机械不好走，春耕进不去地、秋收拉不出粮。村里也修路，但都是小打小闹、缝缝补补。”杨大利指了指脚下，“现在农田路全部铺上砂石，足有20小班教學多公里。”
25眼农用灌溉水源井建成后，配套智能灌溉系统，可以对作物长势、病虫害、土壤环境等情况进行实时监测，精准控制水肥供给。“就像人吃饭，从一天一顿饭，变成了按需少食多餐。”杨大利说。
尽管寒气袭人，施工人员却都干劲十足。为了让施工人员在村里住得舒瑜伽教室心，在杨大利的动员下，李战国、吴士友等几名村民带头，主动把自己家的屋子腾了出来。“指挥部就设在我家，施工队几十号人，一直要干到大年三十，正月初五再继续开工。”杨大利说。
“高标准农田建设，村里人人受益，大家都很支持。”杨大利粗略估算，用上智能灌溉系统之后，一垧地能小樹屋多产约7000斤粮食。“按照目前玉米价格计算，刨去成本，一垧地能增收4500元左右。”
田成方、路成行、渠成网、旱能灌、涝能排……黑土地上，更多“粮田”变“良田”。
2023年，黑龙江省新建高标准农田868.6万亩，累计建成面积达1.08亿亩。2024年，黑龙江将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侵蚀沟治理和农田防护林更新修复一体化实施，建设高标准农田1400万亩、治理侵蚀沟1.2万条、更新小樹屋农田防护林5万亩。
中新网北京3月28日电(韦香惠)清明将至，江苏南通禁止制售纸钱一事引起争议。
3月26日，南通市民政局、小樹屋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告《禁止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通告》要求舞蹈場地，全市范围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制造、销售冥币纸钱、纸扎实物等封建迷信殡葬用品。
通告称，违反通告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会同同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予以没收，可以并处制造、销售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截图自“南通发布”微信公众号
随后，一纸通告引发巨大争议，质疑声音接踵而至。
对此，南通市政府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向中新网解释，只是通过生产销售环节进行限制，在监管执行环节，民众如果对罚款等行为有异议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事实上，类似的争议此前在其他地区亦有发生，其中，对于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范围界定常常是引发部分民众不满的问题所在。
一些地方把冥币纸钱纳入禁止制作和销售的封建迷信殡葬用品，而民众认为这些只是祭祀的传统物品，算不上封建迷信。
南通此小樹屋番争议之下，一则“我国法律无明确规定禁售纸钱”的词条随即登上网络热搜。
中新网查阅发现，国家层面关于殡葬行业管理仅有《殡葬管理条例》作为指导文件，尚未明确立法。
资料图：顾客在购买祭祀用品。 韦佳秀 摄
对于殡葬设备和殡葬用品管理，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本)》第四章第十七条规定，“禁止制造、销售封建迷信的丧葬用品。禁止在实行火葬的地区出售棺材等土葬用品”。
这条规定并未对何为“封建迷信的丧葬用品”作出明确定义，但其指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地方政府规章。
在实践中，由于各地实际情况和风俗习惯各不相同，许多地方性规定则对“封建迷信的丧葬用品”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比如，2023年，天津北辰区双口镇政府发布过一则《关于禁止制造销售封建迷信用品的通告》，当中列出了多个具体的封建迷信殡葬用品，包括但不限于冥币、纸钱等“金钱”类；牛、纸马、纸轿车等“交通工具”类；纸人、纸彩电、纸箱子等“生活用品”类。
但也有些地方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而导致对殡葬行业乱象难以落实监管。
2022年，云南曲靖市罗平县政府网站公布的一则《关于答复县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第2号提案的函》中就指出，在实际工作执法中，对“封建迷信的丧葬用品” 没有具体的法律阐述，哪些殡葬用品属封建迷信的丧葬用品没有時租空間明确的界定，加之制造殡葬用品、殡葬设备国家没有明确的标准可参照遵循，用《殡葬管理条例》来监督执行殡葬用品市场，给监管带来了极大困訪談难。
资料图：北京市万安公墓。 中新社记者 贾天勇 摄
中国殡葬协会原秘书长、全国殡葬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部培训中心)教授孙树仁接受中新网采访时说，“殡葬的本质属性是文化，最基本的功能是做教化。从文化进步的视角来看，现今社会倡导文明祭祀、安全祭祀、低碳祭祀，就应该改变烧纸钱或者纸扎物品的祭祀方式，可以鲜花拜祭、植树缅怀、书写寄语、网络追忆等现代文明生态的祭祀方式”。
不过，孙树仁也提到，这次南通发布的通告之所以会引起舆论争议也反映出在我国殡葬制度改革过程中长久以来存在的一大问题，他称之为“文化供给滞后”。
“如何让人们接受新的殡葬礼仪、新的祭祀方式，不能仅停留在物质供给，还需要从文化层面补足。”孙树仁认为訪談，现在倡导新方式和改革旧习俗之间出现了一个空挡，导致人们对一些地方出台的殡葬改革措施出现了困惑，“旧的不行，新的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孙树仁提出两点建议，一方面加强殡葬法治进程，使得管理过程中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加强文化建设，让民众逐步认同和接受新的殡葬礼仪，保证逝有所安、殡仪有礼。
——第S70次香山科学会议学术综述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进入新征程面临的时代任务，也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为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加以保障，从而提升治理效能。当前，以通用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引领新一轮科技发展浪潮，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渗透，对经济与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重塑了国家治理的理念、制度、方式与手段等。以信息技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是抓住时代机遇、适应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的必然选择，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因此，为确保我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掌握战略主动，迫切需要从国家战略出发，坚持好、运用好系统观念，推动信息技术与国家治理深度融合的顶层设计，更好地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在此背景下，为凝聚学界和实际部门的共识、指导科技工作者协同攻关，2023年12月4—5日，以“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研究”为主题的第S70次香山科学会议在北京召开，40余位来自法学、信息技术、应急管理与公共政策等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司法部门、应急管理部门的顶级专家应邀参会。本次会议聚焦智慧法治、网络治理、数据治理、应急管理4个典型领域，从中提炼先进经验以探索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进而引领信息技术支撑国家治理其他领域的发展。会议旨在提出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路和框架，描绘以信息技术赋能典型领域治理现代化的技术发展路径，提出强化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提升的战略布局和发展路线。与会专家围绕“信息技术推进司法与数据治理”“信息技术推进应急管理与网络安全”“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技术”3个中心议题，就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4个典型领域的主要进展和成就、问题与挑战进行深入讨论，并凝练相关政策建议。
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典型领域的主要进展和成就
智慧法治
智慧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通过将信息技术运用于司法活动的全流程之中并对之优化改造，显著提升办案质量与效率以及案件解决能力。
信息技术通过强化司法流程管控，提升办案质量。当前我国检察机关坚持“一张网”信息化发展模式，使全国四级检察机关、3 662个检察院能够在同一个应用系统中，按照一套标准、一套流程、一套数据办理所有检察案件。这一做法将办案规则有效嵌入办案流程，确保检察案件办理严格依法依规，促进实现程序公正。
信息技术通过助力智慧法院建设，提升办案效率。各地司法机关在智慧法院建设中通过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I）技术应用于类案检索、类案推荐、图谱构建、偏离程度测算等场景，使得办案效率显著提升，法官事务性工作减轻了30%以上，庭审效率提升20%以上。
信息技术通过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线索发现模式，提升案件解决能力。例如，在2020年南四湖流域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办理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探索利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的卫星遥感技术，辅助发现案件线索237条，助力实地勘验取证的调查任务顺利完成。
网络治理
伴随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世界与现实世界不断深度融合，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对维护国家与社会安全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信息技术在提升网络安全治理的精准检测与溯源分析能力、提升网络舆情治理能力与推动我国网络安全产业增长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信息技术提升网络安全治理的精准检测与溯源分析能力。随着跨模态多维语义分析、多模态事理图谱构建等算法模型的发展，相关技术已能够完成对安全事件进行检索溯源、实现对特定事件的监测，从而提升网络安全治理效能。例如，阿里巴巴推出的“AI谣言粉碎机”，其依靠神经网络和识别技术，最快能够在1秒内判定新闻的真实性，大大提升从源头截断谣言传播的可能性。
信息技术提升网络舆情治理能力。AI技术与大数据技术可以对文本类信息进行深度的自然语言处理。同时，在数据可视化和分析方面，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高效工具和平台，能够帮助用户更加直观地理解舆情数据，实现了网络舆情治理的全面化、自动化、科学化、精准化和个性化。
信息技术的发展引领我国网络安全产业规模高速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网络安全产业规模突破2 000亿元，“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率达15%。
数据治理
数据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和基础战略资源，充分挖掘数据价值，加快推动数据治理领域的发展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任务。伴随着新型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趋向成熟，信息技术赋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持续完善，在促进数据要素合规使用与高效流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技术领先的新型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趋向成熟，数据资源供给能力进一步提升。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我国持续推进以第5代移动通信技术（5G）、第6代移动通信技术（6G）为代表的通信技术发展，并加快全光网络和互联网协议第6版（IPv6）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与部署。截至2023年9月底，累计建成5G基站318.9万个，移动网络IPv6流量占比达58.4%。信息技术发展赋能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数量显著增加，数据供给能力明显提升。例如，从2012—2022年的仅11年间，我国已实现208个省、市级地方政府上线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信息技术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持续完善。信息技术持续赋能数据交易平台高质量服务与效率提升。例如，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的IDex数据交易系统通过利用隐私计算和区块链技术实现对数据内容的加密处理，将数据要素的计算价值进行了有效地释放和流动。信息技术的发展推进数据交易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23年8月，我国已成立48家数据交易机构，2022年数据交易机构的数据交易额已占累计交易额71.7%。
应急管理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改变了应急资源布局的管理思维和决策模式，已在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等多样化的应急场景中得到应用。同时，我国应急管理信息化大数据平台建设不断完善，显著提升了应急管理的效能。
信息技术赋能多样化的应急管理场景应用，应急管理信息化工程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中，实现在关键区域的预警网络广泛覆盖，同时地震预警系统可以通过手机端应用程序（APP）发布预警信息；卫星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自然灾害应急治理中体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例如，在2021年“7·20”河南郑州特大暴雨灾害事件的应急管理中，“北斗”卫星为救灾人员提供87万余份数据，极大地支持了救灾工作开展。在救援实战上，实现了信息技术赋能无人机在真实场景中解决通信中断问题的现实应用。在社会动员上，信息技术赋能灾害预警信息的精准触达。例如，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已在大约3 000个账号上应用AI技术，成功制作和分发了预警短视频。
应急管理信息化大数据平台建设不断完善，实现了跨层级、跨地域、跨行业、跨场景的多源异构海量数据协同共享。我国实现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地理信息等技术，基本建成了集合1个国家综合库、10个国家行业库、32个省级库互联互通的国家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库体系。该数据库体系突破了多模态数据接入、海量数据的空间质检、大数据存储与管理、空间数据共享与服务、海量数据快速展示等关键技术，能够支持全国20 TB数据量、近10亿条数据快速展示。推进完成了国、省、市、县4级，以及10个行业风险普查调查类、评估类、协调类数据的汇交和共享分发工作。
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信息技术供给大大落后于应包養網用场景需求
推进信息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的场景亟待拓展，同时面向场景驱动的信息技术供给不足。数字化场景是连接信息技术与数字化社会发展的纽带，但其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运用还需进一步深入和扩展。我国具有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亟须聚焦司法、数据、网络社会、应急管理等领域梳理场景需求以推动相应信息技术发展，从而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由于现行科研体系与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推进治理现代化的信息技术研发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和非经济性，导致当前我国国家治理各领域的信息技术供给滞后，不能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亟须在破解现实需求的基础上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以需求为导向、面向场景驱动的信息技术供给，以推动相关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发展。
数据安全问题持续涌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需要鼓励数据开放与流动以打破数据孤岛、实现信息技术在治理过程中的赋能应用，而这势必将带来数据泄露、跨境传输威胁等数据安全问题。因此，面对这一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冲突，亟须建设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数据治理体系来对指数级增长的数据流进行收集、集成、挖掘、共享与管理，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基础上对数据要素的价值进行挖掘与合理使用。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在赋能如智慧法治、应急管理等涉及众多部门数据的领域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将使数字安全问题具备一种动态的复杂性和深度的耦合性，为信息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巨大挑战。
数据要素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
数据要素是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战略资源，海量数据在给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包養的同时也给数据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即数据要素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发掘。数据要素作为生产要素，具有商品属性；数据要素交易流通又赋予数据超过其商品属性的价值溢价，出现金融属性。因此，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数据不再是人们网络行为的“遗迹”，而是与人身、财产有着紧密联系的资源。然而，数据在定价、使用、流通等各个环节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具体地，市场定价机制不健全、市场化进程缓慢、传统会计学定价法不完全适用，致使数据的资产估值和定价机制不完善，限制了数据资产交易体系发展；数据权属及其分配规则不完善，成为掣肘数据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障碍；数据多样性与异构性、跨区域与跨层次数据协同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制约了数据要素价值的全面激发与充分利用。
法律保障体系不健全
信息技术既是法治的工具也是法治的对象，它不仅能够改进或提供新的治理技术、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17]，同时也会衍生出新的治理问题并包養網重塑治理秩序，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来解决这一秩序困境。面对飞速更迭的新技术与复杂多样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应用场景，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应法律与制度规则的建立表现出明显的滞后。亟须增强制度建设的及时性，建立包養健全运行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将政策上升为法律。从立法角度对公共数据与私人数据的边界进行划分，并对其隐私权属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定，加快标准体系建设，统一各类业务场景的技术标准和业务标准，发挥法律的刚性约束作用。
促进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策建议
夯实数字技术作为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技术底座作用
加强面向场景驱动的数字技术攻关与场景适配。收集数字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场景数据并进行解析，全面梳理数字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现状，明确重点领域的数字技术需求，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立试点机制提升数字技术的场景适配度，基于试点经验优化调整数字技术的场景赋能效果，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经验。
完善软硬件载体的开发利用，夯实数字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环境。加强推进数字技术发展的操作系统、软件、芯片、平台等软硬件载体的开发利用，对标GitHub软件项目托管平台和Hugging Face开源模型库公司等，完善有利于模型开发、测试和训练的开源全平台，将各类模型的训练环境和应用场景留在国内，为企业技术开发降低成本。
强化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与发展体系。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需求，培养兼具数字技术能力与重点领域专业知识的复合型研发人才，加强满足智慧法治、网络治理、数据治理、应急管理等国家治理现代化重点领域现实需求的人才队伍建设。
打通数据壁垒，推动数据要素作为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要素的开发利用与开放共享
建立统一时空框架的基准底座。统筹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重点领域的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以大数据、AI、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实现建设承载多模态数据、多领域业务模型的统一时空框架基准底座，将现实中时间空间逻辑关联的多元数据完整映射入统一时空框架基准底座的数据承载空间与模型运行计算空间。
推进多元数据融合与跨层次数据包養網高质量共享。提升数据要素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水平，开发高频需求数据的共享服务接口，建设服务于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社会共享的大数据平台。同时，在数据共享中注重建立健全数据更新、内容校核和共享交换机制，加强数据质量管理。
将先进信息技术充分嵌入数据要素治理理论研究。推进在未来的数据要素治理理论研究中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先进性，将机器学习技术、大模型等技术嵌入数据要素定价模型，建立更符合实际的理论模型，并发展适用于不用时空尺度的多模拟技术方法。
建立同时考虑数据要素商品属性与金融属性的多层次数据交易市场。从数据要素的双重属性视角出发，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的进程，充分考虑数据要素的金融属性，完善数据交易体系的构建。
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大模型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相匹配
统筹布局重点方向大模型的发展。在关键领域、关键行业与产业部门对大模型的发展与应用进行战略布局，面向垂直领域、垂直行业与垂直产业部门制定大模型发展纲要，尽快推动大模型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应用场景中落地见效。
加强智能算法模型的基础研究。推动大维随机矩阵理论、无限维贝叶斯理论、无限维统计学习理论等数学工具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补齐算法模型在大模型发展中的短板，提升大模型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应用的基础能力建设。
以政产学研合作为抓手，突破真实场景需求匹配壁垒。支持学界与产业界协同的大模型研发模式，以设立联合攻关项目或创新大赛的形式引导学界突破信息壁垒。积极引导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推动芯片技术、云计算技术等关键技术产业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解决当前大模型无法与真实场景需求匹配的问题，促进形成国家治理政产学研用新生态。
加快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法律法规保障体系，支持数据安全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攻关
推动数据安全标准制定与法律法规建立。面对庞大、异构、多元化的数据集合，建立数据分类分级安全治理体系，厘清数据供给、使用、管理的权责义务，落实数据安全主体责任。推动对不同类别和级别的数据建立差异化的管控要求和技术保护策略。加强数据的使用规范与标准建立，保障数据采集、储存、流转、应用等过程中的隐私和安全。依法出台数据安全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更有针对性地满足地方需要。
支持数据安全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攻关。设立数据安全专项和利用相关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加强数据安全理论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支持隐私计算、区块链、数据水印等数据安全方面的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攻关。
信息技术在为国家治理带来新工具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理念和新模式，信息技术赋能国家治理已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战略抓手。要深刻认识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给国家治理带来的机遇，把握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的主要方面，创新治理理念和方式，推动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致谢感谢参与第S70次香山科学会议“信息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研究”的40余位专家学者的深刻见解、专业观点，以及通过此次会议达成的共识。
（作者：张超，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段炜钰、陈凯华，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杨晓光，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隆云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
中国网评论员 华章
日前，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在总统府每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公开了他写给美国总统拜登的信。信中指出，美国涉嫌向公开反对墨政府的墨西哥当地非政府组织和机构提供资金援助，此举是对墨方的粗暴“干涉行为”。这一事件，再次曝光了美国长期以来公然干涉别国内政，甚至策划颠覆别国政府的霸凌霸道嘴脸。
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由来已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法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国力衰退，美国远离战场且工业经济发展迅速，为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乃至全球建立霸权奠定了基础。为维护、扩张其全球利益，美国开始四处干涉他国内政，挑起矛盾冲突。
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古巴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建立起西半球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翘楚的美国，一直视整个西半球为其后花园，“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美国很快对古巴实施经济封锁，并试图通过支持古巴内部反对派颠覆卡斯特罗政权。1961年1月，美国宣布与古巴断交。三个月后的4月17日凌晨，由美国中情局训练和武装的约1500名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雇佣军登陆古巴南部的猪湾，同时美军出动舰艇和轰炸机支援地面行动。只不过，这次美国直接参与的入侵、颠覆行动，仅66个小时后就宣告破产。此后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一直对古巴采取武装干涉、暗杀领导人、政治打压和经济制裁等多种手段，干涉古巴内政，企图颠覆古巴政权。
此外，在伊朗摩萨台政府倒台、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被推翻、刚果金军事政变以及近年来的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以及香港修例风波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中，皆有美国不光彩的影子。美国政府为维护一己之私、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将国际规则秩序视若无物，极尽干涉、破坏、颠覆之能事。
网络技术优势成为美国干涉别国的利器
为满足其干涉别国内政、颠覆别国政权的需要，美国还充分利用其在互联网方面积累的技术优势。日前，中国国家病毒应急中心和360公司联合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披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长期以来利用网络攻击他国的相关情况。
根据报告，CIA在全球各地采用技术手段发动“颜色革命”，其中包括一款被称为“蜂拥”的非传统政权更迭技术，用于推动通过互联网联接的年轻人加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动性抗议活动。此外，美国一家有军方背景的企业还研发出一种可以接入国际互联网又无法追踪的TOR技术（“洋葱头”路由技术，The Onion Router），并向伊朗、突尼斯、埃及等国的反政府人员免费提供，帮助他们在组织反政府活动的时候，躲避当包養地合法政府的审查和监视。
都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就在世界各国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力图增进民众福祉，改善人民生活的时候，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将科技可以用来作恶的一面毫无顾忌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美国奉行“干涉主义”连盟友也不放过包養
长期以来，美国输出“颜色革命”，扶植反对派颠覆别国政权，往往打着“民主”“自由”等涂满价值观色彩的旗号，企图为自己的非法行为套上道义、法理的外衣。但近日遭到美国干涉毒手的墨西哥，多年来一直被美方视为传统盟友，不仅是美国着力打造的美墨加自贸区重要参与者，更是美国企图搞对华脱钩断链、采取所谓“友岸外包”的关键合作方。
彭博社曾报道称，美国总统拜登曾私下敦促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制定新政策，把握住美国提振国内半导体生产的良机。今年1月10日，美墨加还达成一项协议，以更好地协调整个美洲大陆的半导体制造业投资。在美国看来事关“重大国家安全利益”的芯片制造领域，墨西哥俨然已经成了美方重要的合作对象。对铁杆盟友，依然施以干涉脏手，美国所为何事？
包養網 花園这足以证明，美国的非法干涉行为与意识形态无关，更与“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毫不沾边。在美方的世界观中，追求霸权永固的“绝对安全”才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终极目标。为此，美国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培植起尽可能多的傀儡政权，事事听命于美国，唯美国马首是瞻。因此，一切“不太听话”的政权都可能成为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随时有遭到美国干涉、颠覆的危险。
因此我们看到，在“棱镜门”丑闻中，欧洲一众美国的盟友都成了监听和干涉对象。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等欧洲政要在美国谍报人员那里变得毫无私密可言。“泄密门”事件中，韩国政府高层的内部讨论内容以及乌克兰军事部署包養網比較等绝密信息遭到美国的刺探和泄露。
美国频频指责别国包養網搞网络攻击，事实却一再证明，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黑客；动辄怀疑别国搞窃听窃密，恐怕是美方“鬼做多了看谁都像鬼”的心理投射；妄言别国合作是搞力量投送、干涉别国内政，实际上却是美方以己度人。当美国的干涉、颠覆触角遍布全球，连盟友都难逃毒手的时候，全球秩序最大颠覆者的帽子，显然只有美国戴上才合适。
2月17日，记者从省委改革办获悉：2023年，全省上下大力实施全面深化改革攻坚行动，有效发挥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涌现出一批经实践检验、可复制推广的改革好经验好做法，经自主申报、初步筛选、综合评审、结果确定，并经省委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省委深改委于日前通报30个2023年度江西省全面深化改革优秀案例，其中市县20个、省直单位10个。
30个全面深化改革优秀案例分别是：南昌市创建“孺子书房”探索实践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赣州市探索深化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全南县探索深化“低彩礼、零彩礼、不收礼”婚俗改革、鹰潭市探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龙南市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改革、九江市探索以委托代理机制为突破口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新路径、萍乡市探索构建工业企业“四个论英雄”综合评价机制、上饶市探索构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毗邻党建机制、吉安市探索校企共建产业学院模式、靖安县探索休闲乡村民宿产业规范经营管理机制改革、婺源县探索构建乡村旅游“一体化”运转体系、浮梁县探索建立农业生产社会化全链条服务体系、贵溪市探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包養網 花園体改革、抚州市东乡区探索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打造“开发区+主题产业园”运营模式、安义县探索“四同两创三服务”流动党员管理模式改革、九江市柴桑区探索推进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吉水县探索“息访息事、无忧无讼”基层社会治理改革、抚州市探索深化林长制改革、南丰县探索公共卫生行政许可“承包養行情诺+信用+监管包養網比較”闭环审批机制改革、奉新县探索“党群会客厅、服务码上办”改革包養、江包養網 花園西深入推进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江西建立健全受贿行贿一起查机制、江西深化职业教育技工教育改革、江西以产业链党建引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江西探索推广“一单、一网、一办法”行政备案规范管理模式、江西深入推进市级媒体融合改革、江西创新税务区块链应用场景、江西深化提升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江西创新打造防止返贫监测帮扶系统、江西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建设改革。（全媒体记者卞晔）
“从江南飞抵西南，城市两边的行道树也从梧桐变成棕榈”“小城温暖的空气里飘着雨丝，若有若无的樟树气味就是我的乡愁”……城市行道树不仅是赏心悦目的城市景观，更是代表特色风貌的城市名片，带有时光烙印的人文情怀。
近日，本报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为种好管好城市行道树建言，记者也赴多地采访园林绿化工作者、市民群众、专家学者等。大家纷纷表示，要重视城市行道树的景观和历史人文价值，科学规划、精细管理，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成为市民的美好记忆。
“一路一树”“一街一景”，让城市各具特色、各有特点
武汉读者杨宣义日前来信说，前些时候看到有段路两侧长得好好的樟树，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被挖走。“建议把行道树与城市园林建设结合起来。一条路有一条路的特色，一条街有一条街的美景。”杨宣义说。
近些年，城市行道树受到广泛关注。常有读者和网友投诉，路已修好却不见绿化，或者多年行道树突然不见了。人们不但关注行道树活得好不好，还希望树能枝繁叶茂带来阴凉，成为抬头可见的生态景观。如今，很多城市把行道树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心规划设包養網價格计。
山西大同市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记者近日来到平城区古城墙一带，园林绿化养护古城队长宋立告诉记者：“大同干旱缺水，常绿树选择种类有限，有些植物虽然造型好，但管护难度大，容易发生病虫害，也不易成活。这些年，我们尽量选择常青树，尤其是景观油松，冬季雪后别有一番意境。”
“城市不断发展，行道树种植养护的思路也应当与时俱进。”大同市园林绿化中心主任任帅说，十几包養網年前，大同行道树多是单一树种，近年来先后实施了多项道路绿化工程，在广泛选择乡土树木的基础上，也引进了一些新品种，历经十余年培育，已绿树成荫。如今的大同，国包養行情槐、油松、白蜡、元宝枫、云杉等郁郁葱葱，丁香、栾枝、金叶榆、连翘、各类观赏海棠等婀娜多姿，“春有百花秋望果，夏有绿荫冬看松”，层次分明的植物群让大同四季色彩纷呈，也为市民们增添了一道道绿色的记忆。
在山东青岛市八大关风景区，临淮关路两侧龙柏劲拔苍翠，形成一条绿色长廊。魏志清是土生土长的青岛人，他对“八大关”的行道树如数家珍：“春天韶关路的碧桃开得最好，秋天嘉峪关路上枫叶正红，冬天紫荆关路的雪松配上白雪，让人流连忘返。还有宁武关路的海棠、居庸关路的银杏、山海关路的法国梧桐，每条路上的树都各不相同，各有各的美景。”
“一排排历史建筑加上一行行枝繁叶茂的行道树，游人会有种穿越历史的奇妙感觉。这就是八大关风景区独特的底蕴，吸引着越包養来越多的游人前来参观游玩。”青岛海滨风景区八大关风景区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超说。
今年夏天，云南昆明市举办了蓝花楹文化节，主角蓝花楹就是行道树。五华区教场中路有最具特色的蓝花楹景观道路，每到盛花期，整条路仿佛蓝紫色花河，不少游人慕名到此打卡。据五华区绿化处副处长孟瑞东介绍，蓝花楹成为“网红”景点其实是无心之举，“这个树种是上世纪80年代才引种的，因为花朵密集、花色艳丽，受到人们喜爱。昆明市也把蓝花楹作为打造‘一路一景’的行道树种之一，目前，在昆明主城区种植了1.8万余株蓝花楹树，成为一张靓丽名片。”
留住“有故事的树”，让城市记忆代代传承下去
一名河南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留言，说舞钢市老许泌路边的树不知为什么被砍掉了，“都是好多年的树，长这么大不容易，怎么能说伐就伐了呢？”
浙江嘉兴市读者庄永明来信表示，一些地方为拓宽马路，把种植了几十年的行道树砍了；有的地方把几十厘米直径的香樟移栽到别处，因为缺乏管护，不久就枯死了大半。行道树是宝贵的公共资源，建议相关部门做好长远规划，在各项工程建设中充分考虑行道树的价值，做好保护工作。
在河北保定市，种国槐有相当长的历史，有的国槐已有几百岁了，市民亲切地称为“长寿树”“幸福树”，国槐也成为保定的人文景观和历史符号。保定读者陈双田在来信中说：“行道树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培育，才能长大成材，可个别城市栽种不过几年甚至不满一年就挖了重栽。树都长不大，又何谈成为城市名片？”
对不少市民来说，行道树不仅是一棵树，还是感情的寄托。有些行道树还与城市历史紧密相联，“有故事的树”也是市民记忆的重要载体。四川眉山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故乡，有关部门从苏东坡的诗词歌赋中筛选出适宜作为行道树的紫薇、海棠、木芙蓉等，打造成东坡文化符号街景。眉山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主任余永忠说：“枝繁叶茂的行道树与苏东坡传诵至今的诗词相得益彰，市民们因为诗词感受到了行道树的美，也因为行道树记住了苏东坡诗词。”
种好管好行道树需要科学管理和精细化工作。在青岛，湖南路、江苏路、安徽路都是典型的“悬铃木一条街”，这些树木与历史建筑一起见证了青岛的发展变迁。为了保护这些有历史底蕴的行道树，有关部门专门出台了保护管理办法，建立了数据库。据青岛市园林和林业局园林和林业建设处副处长贺蕾介绍，有的老行道树虽然尚未达到古树标准，园林绿化部门也把它们列入古树名木后备资源，进行精细化管护。
“主城区特别是古城墙一带，商铺多，用地空间有限，以前不时发生沿街花木被私自移走的现象。后来通过宣传引导，大家保护意识大大提升，这种情况基本没有了。”大同市城市园林绿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凯英说，最近发现曾经让道保护的一棵老槐树又有生长受限的情况，“我们正打算挖开周边路面，扩大树池，让老槐树更好地‘呼吸’。”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昆明种植了大量银桦作为行道树。这种树高大丰茂，但枝干较脆，雨天极易断枝，逐渐被其它树种取代。考虑到几十年的银桦为市民留下难忘记忆，昆明市特别在翠湖环路、青年路等地留下整条路的老银桦。“雨季到来前，我们都会预先排查，对弯度大或倾斜度大的树枝采取防范措施。”孟瑞东说。“我们多花些心力尽可能地保护好行道树是值得的，让城市记忆随着行道树一代代传承下去。”
做好规划，科学论证，考虑当下和长远
“几乎每次道路拓宽和老街改造工程，都会造成树木毁损。很高大的黄桷树突然就不见踪影。”重庆读者赵正荣说。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各地在树种选择、工程建设、树木养护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有些地方仍存在随意砍树毁树问题。
安徽合肥读者陶余来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当地长江路上的梧桐是上世纪50年代栽种的，市民对此有着深厚感情。后来，在道路拓宽改造工程中，梧桐树被砍伐一空，市民意见很大。此后，在芜湖路改造时，有关部门保留了种植70多年的梧桐树，得到了市民的点赞支持。“两相对比，人们发现，当初要是保留了长江路大东门至大西门之间的梧桐，该多好啊。”陶余来说。
据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景观分院院长王军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大规模城市建设刚刚起步，对城市记忆、城市风貌或历史文化印迹关注度不足，对行道树的历史文化价值认识不到位，导致大量市民有记忆、有感情的行道树被砍伐一空。“近些年，随着时代发展，大家越来越重视城市的历史文化价值，对行道树的认识和保护更加到位。”王军说。
“青岛在道路施工建设时，包養網心得都会征求园林绿化部门的意见，广泛听取市民的意见，避免行道树被乱砍滥伐。”青岛市园林和林业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副处长王科春说，青岛地铁4号线在建设时申请迁移周边道路近百株大规格悬铃木行道树，园林和林业局多次与地铁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沟通协调，采取调整地铁附属设施位置、优化施工方案等措施，避免了部分行道树的迁移。“最近，我们针对正在建设的地铁9号线也在努力协调，仅城阳区就减少了200余株行道树的迁移。”王科春说。
广东韶关市读者刘可原提出，在城市建设中，移走行道树是经常采取的做法，“看起来虽然没有直接砍掉，但移来移去，树很容易就死掉。道路建设要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道路扩容也要多方考虑。俗话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保护好当下的行道树，也是为未来考虑、为后代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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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应武，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治理现代化地方实践智库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