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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17日电包養行情  （记者杜海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数据：3月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上升4.4个百分点。数据显示，3月供应链上下游活动趋于活跃，物流需求恢复加快，企业运营效率提升，一季度物流运行实现平稳向好开局。包養網比較

物流需求加快复苏，业务总量指数大幅回升。分行业来看，主要行业业务总量指数均实现环比回升。其中，在居民消费和商贸物流领域，实体商超零售需求恢复性增长，带动商贸流通加快，快消品零担运输和电商快递业务量明显增长。包養網心得3月，铁路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为53.5%，环比包養回升1.8个百分点。水上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为45.9%，环比回升1.4个百分点。

微观运营效率提升，企业盈利水平均衡改善。3月，物流业务总量指数、设备利用率指数、资金周转率指数继续保持在50%以上扩张区间，运营效率呈现向好提升趋势。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设备利用率指数分别为54.7%、50.8%和55.5%，保持高位扩张区间。

固定资产投资稳定，人员就业形势较好。3月，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2.7个百分包養網点。分行业来看，运输行业、邮政快递业从业人员指数处于景气扩张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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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村民在嶂山村蝴蝶兰基地种苗。

江苏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嶂山村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引入台资企业，专门培包養網排名育蝴蝶兰种苗与成品花卉，年产各类高档蝴蝶兰苗800多万株，产品远销日本、韩国、欧洲等海外市场。该基地在推广蝴蝶兰生产技包養术的同时，也为当地农村富包養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和增收机会。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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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松）累计培育4300多家“强村公司”，一年为乡村产业带来11.6亿元经营性收入；推动千亿级生态特色产业培育，让更多舌尖上的“爆款”产品助力乡村振兴；推动乡村治理，让巴渝大地涌现更多和美包養網乡村……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这几年，重庆以增强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为目标，推改革、促融合、善治理，正在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

“强村公司”扎根乡村，振兴添动力

作为重庆市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镇，武陵山区的石柱县桥头镇乡村产业经营正在发生着新变化：不再是各村“单打独斗”，而是全镇7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抱团”，成立镇级“强村公司”——石柱县千年桥头绿色发展公司，统一对脱贫攻坚期内培育起的1万多亩经果林基地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按照农旅发展规划，这家公司收储全镇200多栋闲置农房，并与各类市场主体合作，发展餐饮、民宿、非遗作坊等新业态……
　　发展新主体带来产业新活力。4月农忙时节，千年桥头公司组织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队，活跃在田间地头，对脆红李、翠冠梨等果林进行施肥、除草……“既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又积极开拓新市场。”千年桥头公司负责人曾瑞华说，去年依托电商平台，公司助推桥头镇“土特产”实包養網现销售额1000多万元。
　　“请大家随我的镜头看一看，这些果树都是绿色种植，结果后的品质上佳……”在桥头镇瓦屋村，村干部电商直播已是驾轻就熟。曾瑞华说，公司和电商团队合作，培训村干部、致富带头人等，让他们更快掌握新的营销手段。
　　依托“强村公司”，整合乡村资源，这是重庆向改革要乡村发展活力的其中一环。近年来，重庆启动实施强村富民综合改革，集成发展“强村公司”、实施农业“标准地”改革、引育“乡村CEO”提升产业经营水平等各项改革内容，蹄疾步稳为乡村振兴增动力。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重庆城口县，何书勤从一家专业涉农金融机构离开后，应聘担任城口县大巴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公司总经理，专门从事乡村产业振兴项目投资。作为一名“乡村CEO”，何书勤3年来跑遍了城口各乡镇，县里重点脱贫产业经营情况基本上摸得清楚。他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完善乡村投资可行性评估论证机制，相关项目通过专家评审，才能走投资决策流程，有效降低投资风险。
　　从支持种养大户改造生产设施，到助推民宿产业发展，大巴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公司已投入3000多万元，帮助20多个项目发展，这家企业也向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东分红近90万元。

延长农业产业链，融合出效益

作为地处西部的直辖市，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工农互促、城乡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条件得天独厚，近年来重庆在既有脱贫乡村产业发展基础上，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让产业效益迈上新台阶。
　　在涪陵区江北街道邓家村，农民陈冬每年都会种上10多亩青菜头。“区里的榨菜加工企业‘胃口’大，自己这些青菜头完全不愁销路。”陈冬说。
　　“厂前便是农产地，厂内就有加工区。”在涪陵区，不少榨包養網菜加工企业在传承榨菜非遗制作工艺的同时，还通过充氮保鲜工艺，开发低盐佐餐新品等，拓展涪陵榨菜发展空间。一二产业融合，使涪陵榨菜成了“国民下饭菜”，产业链上有16万多种植农户、近180万吨青菜头生产规模、140多亿元综合产值。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主任、市乡村振兴局局长刘贵忠说，重庆抓住“农头工尾”资源条件，培育食品及农产品加工领军型和骨干型“链主”企业，推动千亿级生态特色产业培育行动，打造更多舌尖上的“爆款”产品，带动农业做强、农民增收。
　　重庆还在搭建更多促进城乡要素融合的制度“基础设施”，让资本、技术下乡更顺畅，盘活更多乡村资源。
　　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各类农村产权均可公开竞价、阳光交易。前不久，依托这一平台，巴南区一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通过多轮竞价，最终以133万元的价格成交，项目业主将利用这块土地，发展经营乡村民宿。
　　“建立全市统一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打通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渠道，力争到2027年重庆全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额突破100亿元，使农村沉睡资源变为有价资产和活跃生产要素。”重庆市农包養业农村委政策与改革处处长冉启培介绍。

“按需点菜”，共建和美乡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离不开有效的乡村治理。近年来，重庆探索清单制、积分制等乡村治理好经验，向有效治理要发展效益。
　　潼南区金龙社区实施美丽庭院改造，就让群众以清单“按需点菜”。“有村民要求新建块菜园地，方便自家吃菜；有村民希望保留已种下的葡萄和紫藤花……庭院微改造过程中，满足了群众微需求。”当地社区干部介绍：“通过美丽庭院改造，大伙实实在在看到农房更美，居住品质更高了，还有10多户农民主动将农房拿出来，与集体经济组织合作，发展乡村书屋、咖啡吧等新业态，让宜居乡村环境变现出经济价值。”
　　除了“按需点菜”打造宜居乡村，乡村“美丽庭院”评比、乡村人居环境积分等调动村民主动参与巴渝和美乡村建设的机制也不断成熟。
　　在铜梁区土桥镇六赢村，村民们都会把“最美庭院”的标牌，挂在房前显眼的地方。“最美庭院”是村民们经过努力，一分一分地积分，评比比出来的。
　　在六赢村，由一名村组长和两名村民代表当评分员，入户现场打分，院落、室内干净得1分、无白色垃圾得1分……积分多不仅能赢得荣誉，还能兑现奖品。“以前打扫院落、美化环境，要靠村干部动员。”六赢村村干部说，如今搞卫生、得积分、兑奖品，逐步让村民养成清洁卫生的好习惯，爱美、护美已经成了一种自觉。
　　“在重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就要靠改革、融合、治理，做好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这篇大文章，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刘贵忠告诉记者。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建德市委统战部不断凝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力量，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活跃起来、作用发挥出来，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中绽放活力包養網。

建德市委统战部积极支持和引导新阶层人士中的非遗传承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牢牢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文旅发展的规律特点，推动非遗与乡村旅游的深度融合，带动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目前，已推出由3家省非遗工坊串连起来的“非遗传承游”路线，预计年接待参观量可达2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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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潭镇的省级非遗工坊、杭州市乡村（社区）博物馆——刘华铜文化艺术馆，省工艺美术大师、非遗铜制技艺传承人、杭州工匠，建德市新联会会员刘华正组织活动。多年前，刘华回到家乡，建造了铜文化特色馆，设计了铜艺创作、铜艺欣赏、文化体验为一体的独特文旅研学。截至目前，已组织研学活动500余场，接待游客8000余人次，通过包養各类活动培训，培养铜制技艺非遗接班人119人。

此外，建德市还汇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电商界代表人士，搭建起育农、助农、富农的同心共富工场，打造育富、联富、创富、带富“四富同心”服务品牌，聚焦建德特色产业项目的发展，积极支持和鼓励新媒体人才加入现代农业新赛道，用电商新模式探索农业带货之路。

在洋溪街道的云赏农夫直播间里，主播正推荐来自航头镇的土鸡蛋，该产品上架仅一周时间，视频直播量超1200万，使小粉蛋的销量翻了5倍多，这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挥自身优势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场景。

自新阶层同心共富工场成立以来，通过“互联网+基地+企业+农户”的共富模式，与多家建德农业生产主体形成“链式”合作，拓宽了建德豆腐包、冻米糖、鸡蛋、草莓、蚕桑、莲子等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助力18个村集体经济增收共40余万元，带动当地农户年增收5-6万元。现今，新阶层同心共富工场成了建德市统战成员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平台载体。

目前，建德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品牌“之江同心 新耀17创”品牌旗下的首个创新创业产业平台“新耀17文创”已应运而生，吸引了影视动漫企业，首饰美妆企业包養網，以小说、剧本、绘本为主的文学创作工作室等文创企业入驻，总投资额达1.1亿元。同时，平台为创新创业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提供政策宣讲包養網、创业就业指导、技能培训等服务，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创客主体争取文创类补贴近30万元。该品牌已经成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展现自我价值、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载体，统一战线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形有感有效。

据悉，下一步，建德市还将进一步团结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搭建建言献策、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更广平台，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连心桥”“智囊团”“助推器”的作用，全力打造“幸福宜居之城、文旅共富样本”贡献智慧和力量。（翁志晴）

徐淙祥有很多身份，但他始终最看重的身份是农民，“我是一个种粮食的人”。

2022年，徐淙祥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10多年来从事粮食生产、帮助群众脱贫等情况和体会，表达了继续做好农业研发推广工作，带动更多农民多种粮、种好粮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给徐淙祥的复信中这样写道：“希望种粮大户发挥规模经营优势，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一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徐淙祥是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旧县镇张槐村农民，一直潜心钻研农业科学技术，2010年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逐渐成为当地种粮大户，获得过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种粮标兵等荣誉称号。自201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徐淙祥每年都会提交一系列与“三农”问题息息相关的建议。

从1972年到2024年，徐淙祥种了50多年的粮食。今年全国两会，他带着一份议案、10份建议赴京，其中大部分都围绕“三农”问题。他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今后的粮食生产要逐步从产能提高，从土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更加依赖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方包養平台推薦向转型升级。

△ 徐淙祥在田里检查小麦生长情况。

把种粮当成终生的志业

徐淙祥安徽“麦王”的称号不是浪得虚名。1972年，高中毕业的徐淙祥没有选择留在城里当老师，而是一头扎进农村种起了粮，他的愿望很简单，不想让儿时饥馑的回忆延续下去。

他常说：“为了种好粮，俺能不要命。”无论刮风下雨，徐淙祥日复一日泡在麦田里，卷起裤腿，撸起袖子，观察小麦长势，从施肥播种到灌溉防虫，他将精耕细作发挥到极致，屡次打破安徽省高产纪录，成了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

经年累月，徐淙祥总结出一套可复制可套用的“秘籍”。他把几十年的种小麦经验陆续编成120首打油诗，涵盖深耕细耙、全量施肥、农田水利、科学品种、合理密植、防病虫害、农具、科学管理等8个方面，将小麦种植全程需要注意的事情，一条条写成顺口溜。

这些自编的谚语已经成为徐淙祥的“肌肉记忆”，随口就能背诵。开篇第一首是这么写的：小麦确实能高产，要想种好不简单。土肥水种是根本，密保工管最关键。“写成顺口溜主要是为了方便记忆，印成资料发给大家，农民一看就会，一学就懂，一用就灵，这样才能推广使用。”徐淙祥说。

从一个普通农民，到乡镇农业技术员，再到种粮大户协会会长，徐淙祥一直致力于为当地农民提供农业技术支持。

2011年4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在安徽考察时来到太和县张槐村，向种粮能手徐淙祥了解小麦种植情况，鼓励他继续攻关小麦高产关键技术，为国家粮食生产多作贡献。当时的情景，徐淙祥历历在目。

“我记得特别清晰，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的热爱、对农民的关心是实实在在的。”徐淙祥说，习近平总书记当时所说的话，激励着他在科学种粮、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除了不断完善小麦种植技艺，近些年，徐淙祥开始向农业发展的纵深领域探索。20包養10年，徐淙祥牵头成立了太和县淙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承包耕地1230亩，入股社员403户共816人，向适度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方向发展。

在被喻为农业“芯片”的种业领域，2014年，徐淙祥主导研制的夏大豆新品种“太丰6号”获得省级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证书，在抗倒伏、丰产性方面有优良表现。

除了自研品种，徐淙祥还与安徽省阜阳市农科院合作，建成了千亩现代种业基地，配合研制皖垦麦22、安农0711等新的小麦品种。“每年都有我们参加研制的农业新品种、新技术通过审批，在全省黄淮地区推广应用。”徐淙祥告诉记者。

一个种子新品种的研发往往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需要长周期的投入，同时田里新品种的更新换代又极快。即使如此，徐淙祥认为，种子研发的投入仍十分必要，只有良种良法配合好，才能真正实现优质高产节本增收。

“我每年都会去徐淙祥他们的试验基地看看，每次他都是自己亲自下田耕种、检查、施肥。徐淙祥是一名人大代表，更是一个农民，他始终没有脱离农民的身份。种好地、种好粮，这种使命感一直驱策着他。”中国农科院老科协农业规划委员会会长孙建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新农人上阵，科技兴农

△ 3月，小麦返青期，徐旭东和爷爷徐淙祥在试验田里查看小麦生长情况。

在习近平总书记给徐淙祥的回信中还提到：“得知你家种植的小麦喜获丰收，儿孙也跟着你干起了农业，我感到很高兴。”

徐淙祥今年已71岁，为国家“多种粮、种好粮”的接力棒正交到下一代人手中，徐淙祥的孙子如今也干起了农业。徐淙祥的孙包養網心得子徐旭东大学学的是建筑专业，进入城市是这个专业学生大部分人的归宿，但徐旭东选择了回到农村。

“现在大部分年轻人都往城市里去，农业面临后继无人的风险，进入乡村反而是一条新路。”徐旭东告诉记者，宏观上看，国家对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现在发展农业是好时候，于自己而言，农业一直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小时候他就跟着爷爷和父亲在田里帮忙，打麦场、包養收麦垛、在麦秆上睡觉……这些童年的记忆跟随着他，引领着他，走上父辈的道路。

作为新农人，徐旭东有自己的想法。徐旭东和爷爷说，老一辈人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搞农业，现在搞农业，不仅要靠情怀、靠政策，还要靠科学技术。

合作社中300亩的试验田是徐旭东实现自己农业梦想的舞台。这片田的耕、种、管、收都是由徐旭东负责。新品种、新技术的筛选、试验和推广都可以在这里进行。

这片试验田已经成为安徽省农科院新品种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新近培育的皖垦麦22在试验田100亩连片种植时达到亩产821.4公斤，远超安徽省小麦亩产平均水平。

“皖垦麦22不仅高产，而且具备良好的抗逆性，同时品质优良，属于强筋小麦，市场定价高。如果它通过规模种植能达到这么高的产量，说明这个品种是非常有潜力成为安徽省主推品种。”徐旭东说。

除了关注农业“芯片”的孵化，徐旭东还致力于提升农业全流程的机械化和智能化水平。从利用北斗导航系统辅助耕种到利用无人机进行喷肥施药，徐旭东告诉记者，在规模种植的情况下，农业机械化率已达90%以上，扛着锄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作方式逐渐成为历史。

“要提升农业效率，只是机械化还不够，还需要农机农艺的深度融合。”徐旭东经过长期试验发现，3至5厘米是比较合适的播种深度，为达到理想的播种深度，徐旭东对农机进行优化调整，出苗效果有了显著提升。

徐淙祥信奉经验，徐旭东信奉数据和科技，两代人对“多种粮、种好粮”有不一样的方法可以遵循，但他们都坚信，规模出效益、科技创高产。“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科技。”徐淙祥说，他也非常支持孙子的事业。

振兴乡村，发展农业，不能只盯着农业，要将一二三产融合起来。徐旭东告诉记者，无人化、智慧化农场是他对未来农业的畅想之一，也是他的奋斗目标。

延伸上下游产业链

△ 试验田里的灌溉设施。

徐淙祥和徐旭东爷孙俩近些年都意识到，想要带动就业，提升农民收入，单靠种粮不够，还需要向品牌化、绿色化的方向延伸，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2018年3月，为延伸产业链，开展农产品深加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徐淙祥成功注册了“淙祥”牌高蛋白大豆真空精包装、淙祥牌大豆蛋白肉、淙祥牌油焖辣豆、淙祥牌椒香辣豆4个科技创新产品。

孙建和徐淙祥也因此结识。2018年，经孙建为组长的生态原产地产品评定专家组评定，“淙祥”牌非转基因大豆通过了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评定，徐淙祥的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生态产品又被评定为全国生态食材生产基地。

虽然徐旭东表示，在此领域还没有大量投入，但农业品牌化的前景是较为可观的。

“经过认定的生产原产地必须以使用有机肥和微生物肥料为主。我每年都会去徐淙祥种植大豆的原产地看看，检查土壤的健康程度和农药使用情况。这里的大豆经过深加工，贴标生态原产地后，价格通常可以上涨50%—100%。”孙建告诉记者。

除了农作物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农作物的副产物也有可延展的空间。徐淙祥农场的秸秆通过牛羊过腹还田，促进了养殖业的发展，再利用牛羊粪便腐熟后，作为有机肥还田，形成了生态农业良性循环。

徐淙祥今年带来了有关发展绿色生态循环农业的建议。他建议，继续加大对优质高产小麦、玉米、大豆农田秸秆回收再利用支持力度，小麦、玉米、大豆优质高产攻关示范田，不但产量高、秸秆多、秸秆品质好，是饲养业的上等草料，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可壮大现代规模养殖业。

此外，徐淙祥今年还带来了有关完善农业保险条例、加大粮食主产区转移支付、提高农民养老金标准的建议，都是希望通过真金白银的支持，增强农民、种粮大户的积极性。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要关心的事情越来越多，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但“丰收”是徐淙祥永远的坚持。“去年我的示范田平均每亩产650公斤小麦，今年收成还要提高，我预计能达到700公斤。”徐淙祥说。

徐旭东如今也有多重身份，他不仅是太和县种粮大户协会秘书长，还是安徽省新农人协会副会长，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周末也时常奔忙在路上。“但平时再怎么忙，都忙不过收获的时候。”徐旭东告诉记者。

（文章来源：中国报道）

在马利村的足球场上，村民们在平整球场（1月20日摄）。

西藏昌都市洛隆县马利镇平均海拔约3700米，念青唐古拉山与他念他翁山环绕境内，怒江九宮格穿行其间。“马利镇第七届‘迎新杯’足球赛”在该镇马利村一座简易球场上展开。

“虽然还是尘土飞扬，但比以前已经好了不少。”嘎玛群美说。十年前小樹屋，这里还是一块布满乱石的荒地。当时还是高中生的嘎玛群美便组瑜伽教室织周边喜欢足球的孩子平整土地，插上木棍作球门，成为这座球场的雏形。

如今，嘎玛群美個人空間从西藏民族大学体育专业毕业家教場地，回乡成为了一名小学体育老师。喜欢踢球的孩子越来越多，家长也都希望有一座宽阔平整的球场供孩子们运动。于是，已为人父的嘎玛群美与村里的其他爸爸们带头翻新场地，组织球赛。筹措经费、购买物料、平整球场、修理设施……在爸爸们的带动下，几乎全村人都参与进来建设球场。终于，今年比赛如期在翻新后的球场举行，吸引了周边12支队伍参加。村民们品尝着酥油茶和风干肉，席地观赛，共迎藏历新年，一场乡村球赛成交流为这座藏东小镇的“世界杯”。

目前，西藏全部74个县（区）都已拥有足球场，标准足球场的建设也在向基层乡镇拓展，仅洛隆县就有5人制、7人制和11人制足球场共6座，并计划新建、改造三个乡镇足球场。或许在不远的将来，马利村的爸爸们就能看到孩子们在家门口的绿茵场上驰骋。

新华社记者 丁增尼达 小樹屋摄

  

——基于治理的视角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我国正在推动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作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和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区域，国家公园需率先作为，突破传统行政管控模式的约束，探索中国国家公园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建设路径。

国家公园集合了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多种要素，是生态保护、科学研究、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绿色发展等多重功能的综合体。面对复杂的治理要素和多元的利益相关方，国家公园科学决策的重要性极为凸显，而有效的咨询机制是提高决策科学性、提升治理有效性的重要保障。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我国主管部门开展了科学决策和咨询的诸多探索，但相关工作的规范性和配套制度的完善度依然不足，迫切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论证。本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充分借鉴国际经验，从治理的视角对我国国家公园科学决策与咨询机制建立的关键要素进行了探讨，尝试解答从治理视角下如何确立国家公园科学决策与咨询的组织形式和咨询机构的权责定位这一问题。

国家公园治理中的决策与咨询

国家公园治理的复杂性

治理是区别于行政管控的概念，具有主体的多元化、过程的动态性和适应性等特性，强调多方权责分配和利益共享。国家公园的治理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在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三大理念引导下，国家公园以重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为保护目标，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愿景，同时具有科学研究、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绿色发展等功能，是多要素、多功能、多维度的综合体。

复杂的自然属性和人地关系等进一步增加了国家公园治理的难度。生态环境自身具有多维、动态、复杂等特性，如：源于生物多样性和环境要素不确定性的专业性特征、因国土空间差异和自然条件差异引发的区域差异性特征、各类生态环境要素和生物多样性要素之间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等生态过程而相互交融产生的系统性特征等。在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的目标下，国家公园涉及的生态要素和空间结构要素多元，行业和地域关系复杂，再叠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目标，使得国家公园比其他空间实体具有更加庞大而复杂的利益相关方网络。此外，我国人口基数庞大、人地共生历史悠久、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共存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大了治理复杂性。

建立国家公园科学决策与咨询机制的必要性

决策是各项事业开展的前提，复杂系统的治理需要科学、民主的决策。合理高效的科学决策与咨询机制，是有效统筹公共部门、社会力量、私营部门三边互动关系，保障公共治理的公共性和服务性的重要基础，是复杂系统有效治理的关键路径之一。

国家公园治理的决策必须是在生态保护第一前提下充分发挥国家公园多重功能的最优选择，是不会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影响的“无悔选择”，是能够兼顾绝大多数群体利益的明智选择。通过建立科学决策与咨询机制，可以充分吸纳科学团体和行业代表提供咨询服务并支撑决策制定和执行，全面发挥集体智慧优势，协调不同利益相关方关系，带动社会参与，统筹社会经济和资源分配，避免政府“专权”管理下的路径偏离，逐步引导决策权由阶级特权走向基于科学事实和社会发展客观需求的公共权力的必须环节。

国家公园决策体系存在的问题与根源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是“边破边立”的过程。在体制试点之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并联合12家部委，开展了一系列决策咨询工作，包括组建涵盖多学科的核心专家组，依托科学团体推动《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等文件的出台等。2018年国务院机构重组之后，在新组建的国家林业与草原局的综合协调下，国家公园决策咨询的工作覆盖面逐步扩大，如不同层级的研究和咨询机构逐步设立，国家公园的立法和规划、验收评估等工作，都吸纳了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作为技术支撑和决策咨询部门。

国家公园的科学决策与咨询工作进展显著，但问题也不容忽视。笔者通过对立法机构代表、专家学者、一线管理和工作人员代表，以及社区居民等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访谈和问卷调研发现，国家公园治理在多个环节存在决策缺陷，这固然与科学团体及各界代表的意见建议未能得到全面合理的反映有关，但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不完善和机制不健全。

国家公园治理决策缺陷的具体表现

国家公园治理涉及建章立制、规划布局、保护修复、公共服务、社区发展等事务，各环节的决策缺陷集中体现在4个方面。

遴选、设立等部分重大决策的评估论证不够充分。在国家代表性、生态重要性和管理可行性尚未得到充分论证，自然资源资产统筹管理方案和管理体制机制等尚未明晰之前，重建轻管、追求数量和速度的情况依然存在。

决策所依托的学科支撑不够综合。生态学、林学等相关专业在国家公园规划和管理中占据主流地位，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专家参与不足，学科覆盖面仍较为狭隘。

社区权益未得到充分保障。受自然保护区传统管理模式影响，国家公园与社区的兼容发展路径尚未明确，移民搬迁、禁伐禁牧等“一刀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区居民的负面情绪。

社会力量参与的路径和方式不明晰。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等社区群体表达诉求、建言献策甚至支撑决策咨询的意愿正在上升，但参与的渠道比较单一，方式不够明确，参与程度不足。

体制与机制层面的根本原因

体制和机制不够完善是导致国家公园治理决策存在缺陷的根本原因之一，具体体现在4个方面。

权责定位模糊，咨询机构的独立第三方支撑作用不显著。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类国家公园研究院、专家委员会等技术支撑和决策咨询机构快速涌现，但其职能定位还不够明确——哪些工作需要专家咨询，科学团体和其他咨询机构在不同事务上有什么权责，咨询形式和路径有哪些等，目前尚无制度性的私密空間明确方案，从而导致咨询机构的独立论证、中立建言等权利向决策者让渡，影响咨询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部门化管理的路径依赖尚未突破，决策咨询依然存在部门藩篱。受长期以来自然保护地行业化管理的影响，国家公园的决策咨询事务现主要偏重于以林业和生态为主的自然科学领域，专家构成、咨询事务、咨询过程和决策模型等方面的学科综合性还不够凸显。

决策和科研的联动机制不够健全，科研成果未有效发挥决策支持作用。决策部门和咨询机构职能不同，目前科研向决策转化的激励机制不完善；除国家层面以外，很多国家公园研究院或专家委员会未能将科研成果及时、充分地转换为决策所需的有效信息，科学研究的决策支撑作用不够显著。

决策咨询的制度性约束不足，程序不够规范，咨询实效不够显著。我国尚未就国家公园决策咨询的工作范围、组织形式和运行程序出台专项制度，不仅咨询机构的编制和经费等无法纳入常态化管理，咨询工作的局限性、随机性和临时性等问题时有发生，而且部分咨询论证流于形式，其合理性和实效性受影响。

国家公园科学决策与咨询的国际经验

咨询机构的权责界定、咨询专家的多学科统筹、决策和咨询部门的联动协调、决策咨询的制度性规范等是弥补国家公园治理决策缺陷的有效手段，但我国目前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积累。考虑到咨询机制运行模式与治理体系和决策机制密不可分，而美国和法国的国家公园是集权管理和多元共治两种治理模式的典型代表，相应的决策和咨询机制也截然不同。本研究重点参考了这两国的案例，以此洞悉全民所有公共物品和复杂权属自然资源治理过程的有效决策咨询模式，为兼具这些特性的中国国家公园治理提供借鉴。

美国和法国国家公园决策咨询的组织形式

美国模式：政府主导决策，科学咨询辅助。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联邦土地面积占比为96%，是典型的全民所有公共物品，实施政府主导的决策模式，由美国内政部国家公园管理局依法行使唯一的决策权。根据需要，联邦政府依法在其内部设立特定职能的咨询委员会，并与外部专家协同配合，为国家公园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也对政府决策形成制衡作用，避免政府专权。

法国模式：多元共治，科学团体行使重大事务决策权。法国国家公园土地权属复杂，环境、文化和经济等多要素交织，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并行目标，实行多元共治。法国生态转型和领土团结部依法负责国家层面国家公园的统筹管理，各个国家公园则由董事会、管理委员会、科学专家委员会和经济、社会与文化委员舞蹈教室会等共同治理。此外，中央和各个国家公园也都配有负责决策咨询的首席科学家。

美国和法国国家公园决策咨询的运行模式

国家公园决策咨询的运行模式与组织形式相配套，组织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运行模式。

决策咨询机构的事权边界。美国在联邦政府单一决策的体制下，美国国家公园的咨询机构主要发挥辅助决策、避免政府专权的作用。《联邦咨询委员会法》规定，咨询机构仅具有咨询职能，不参与决策。对于可能产生显著环境影响或有潜在重大经济社会影响的国家公园行动计划，需要独立环评机构、外部专家等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同行评议等予以论证，论证结果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法国国家公园相关决策是基于公共选择的公共决策。法国国家公园科学专家委员会在决策咨询中的职能定位和对决策的影响力更强，主要包括国家公园成立前的先导性决策咨询和国家公园运行中的重大事项决策咨询职能。例如，国家公园成立前对于最优加盟区的边界、核心区范围和宪章条款的科学方案制定权，核心区内的保护性或生态修复性工程性项目、可能产生环境影响的项目、宪章更新过程相关条款的审议等。经济、社会与文化委员会只就加盟区的经济、社会议题提供咨询服务。

咨询专家的多学科统筹。美国国家公园高度重视咨询委员会专家专业和行业构成。以国家层面的“国家公园体系咨询委员会”为例，其12位成员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家公园管理、财务等不同的学科、技能和地理区域背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同行评议机制也要求采取跨学科的分析方法，确保评估和论证结论的综合性和公正性。同样的要求也适用于法国。法国国家公园科学委员会由生命和地球科学、人类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权威科学家构成，而经济、社会、文化委员会的代表由相关机构和非政府组织（NGO）代表、科学专业人士、当地社区代表、行业协会代表、知名社会人士等组成。

决策和咨询机构的联动协调。美国国家公园的各类咨询委员会有明确的业务范围。例如，法规制定、专项规划编制、自然和人文资源保护、土地产权的管理、人类活动授权、车辆管理等，各委员会在各自业务范围内与主管部门联动协调。法国国家公园的咨询委员会通过国家公园主管部门召开的科学论证和经济、社会、文化议题辩论进行。有的国家公园（如埃克兰国家公园）还在决策部门和咨询机构之间搭建信息技术平台，需要科学委员会给出建议的文件都在该平台上共享，相关专家给出相应答复，行业外专家可选择参与或不参与。

决策咨询的制度性规范。美国具有一整套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指令体系来保障决策咨询机制的规范运行。《国家环境政策法》要求所有联邦机构须：对拟议“重大联邦行动”的影响和备选方案进行深入研究；基于研究结果决定是否进行有关行动；公众参与是制定对环境存在潜在影响的决策的前置条件。《国家历史保护法》对文化资源保护管理中的咨询工作进行了规制。《联邦咨询委员会法》明确了咨询机构的法律地位。为落实国会法案的要求，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配套制定了一系列指令性政策，细化了决策咨询的具体规定。法国的法律法规包括环境法典、国家公园总体法、行政命令3个层级。《环境法典》明确了国家公园董事会需要依托科学专家委员会的专业技能和经济、社会与文化委员会的辩论成果等制定相关决策。《国家公园改革法案》作为国家公园总体法，明确了国家公园治理的组织机构和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董事会、科学委员会和经济、社会与文化委员会的权责边界。基于此，国务院令（行政命令的一种）进一步明确了两大咨询委员会的基本构成和运行机制。

综上，美国国家公园属于典型的公共物品，公益性突出，决策机制中政府的主导权强，咨询机构主要发挥辅助决策的咨询功能。各类专家通过多种外部评议机制辅助决策，避免单一政府决策主体的专权。法国国家公园公共物品属性比美国弱，重大决策以集体选择或公共选择为主，咨询机构倾向于发挥决策前置科学支撑和深度支撑决策的职能。这种差异如图1所示。

我国国家公园科学决策与咨询机制的建设路径

我国国家公园决策体系和咨询机制建设的未来方向

公共事物的自身属性决定决策体系运行模式，进而决定决策咨询的实施路径。中国国家公园要求在生态保护第一前提下实现全民公益性，这一定位与美国国家公园接近。作为同样以严格保护为管理目标的国家公园，政府主导决策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全民公益性。然而，美国国家公园的政府集权管理与私有制背景下相对集中的土地权利束和清晰的产权边界、相对发达的社会组织体系等紧密相关。这些条件不能完全适应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实际情况。法国在国家公园建设初期就因当地利益相关协调不畅而导致了严重社会冲突，因而随后改革建立了多元共治体系。

要坚持国家公园基本理念，兼顾人地关系的复杂性、管理目标的多元性等特征，我国国家公园的决策体系应该是以政府为主体和引领、多方联动、充分尊重科学的循证决策体系。在此决策体系下，国家公园的咨询机构除了要发挥常规咨询服务的功能，也有必要针对重大事务深度支撑决策，承担起一般性咨询和支撑重大事务循证决策的双重职能。

国家公园科学决策与咨询的组织形式

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提供咨询服务是决策和咨询机制在落实过程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建议采取研究院和专家委员会结合的方式，发挥两者的长处，共同为国家公园的科学决策提供支撑。

明确研究院和专家委员会的差异化职能定位

国家公园研究小樹屋院是实体机构，通常依托某一科研院所或高等院校建立，如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中国科学院共建的国家公园研究院等。因其实体机构的属性和专业特性，此类研究院通常都有其主攻的业务领域，如空间布局与规划、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生态保护与修复等，很难覆盖国家公园综合性的咨询业务。专家委员会并非实体机构，而是由主管部门牵头，调集不同机构、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代表组成，咨询事项可以覆盖包括自然和人文等多个领域。

在咨询形式上，国家公园研究院除日常咨询外，还可以通过承接特定课题提供系统化的研究成果和咨询建议；而专家委员会由于没有实体机构，其决策咨询的过程通常是就特定事务提供群体性咨询意见。

国家公园的决策咨询需要同时依托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形式。专业性较强、需要系统化研究成果支撑的决策事项以研究院的咨询为主，而对于跨学科的、涉及更多利益相关方的综合性事务，则在依托相关机构研究成果支撑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专家委员会的群体性决策咨询职能。这种“研究院+专家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可兼顾国家公园科学咨询工作的专业深度和广度，以及组织机构的专业稳定性和灵活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在国家和公园层面建立多学科背景的综合性专家委员会

中央层面的国家公园专家委员会侧重于为主管部门的宏观政策制定、国际合作交流、全国尺度工作成效评估等提供决策支撑。专家委员会秘书处或办公室可设在国家公會議室出租园管理局，主任及成员的选择遵循多元化原则，兼顾生态学、林学、环境学、地理学、地质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个体国家公园专家委员会偏重于国家政策的落地、地方政策和制度的设计、管理和监管的具体执行等咨询工作。成员构成在坚持多元化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实践层面的专业和技能，并吸纳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两级专家委员会均可设立不同领域的专项小组，就不同事务以正式文件形式向决策层提交集体意见。

科学团体在国家公园决策咨询中的权责边界

决策咨询过程中科学团体等咨询机构权责边界的清晰确立是有效实现其组织形式、提高决策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关键。

确立权责边界的考虑因素

美国和法国的经验表明：潜在生态环境影响程度是科学团体支撑循证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对生态环境存在重大潜在影响的政策和措施必须开展法定的最严格的决策论证，并且赋予核心科学团体表决权。影响程度的判别可以从决策实施后核心生态特征是否产生正面或负面深层次影响的角度予以考虑。潜在社会影响程度是决定科学团体和其他咨询专家决策支撑程度的重要因素。决策实施后是否可能导致社会结构性变化、社区居民生计结构和产业形态的正负面显著改变等重大社会影响须作为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并就此征求咨询机构的意见。决策实施的现实约束也需纳入咨询机构权责边界确立的考虑因素。对于政府财政投入较高、涉及利益相关方较为复杂的决策，有必要通过多方咨询和论证；在经济影响、社会冲突等风险预测的基础上评估决策的可行性，提高决策的可行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科学团体等咨询机构的事权清单

根据以上考虑因素，本研究提出科学团体等咨询机构支撑决策的事权清单：若存在较高的潜在生态环境影响或潜在社会影响，必须通过法定流程确保科学团体有效支撑决策，对于潜在社会影响较高或决策实施现实约束较高的事务，需要启动多方论证（图2）。

为细化权责清单，笔者于2022年5—7月对研究领域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管理、从事国家公园研究和规划等相关工作5年以上、本人或其研究团队在国家公园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等相关专家进行了调研。调研分两步进行：就国家公园治理的决策事务类型对专家进行访谈，通过总结归纳，并结合前期研究成果，提出了从法律法规制定等顶层设计到规划、保护、发展等具体工作环节的交流8个业务范围和34项具体决策内容（表1）；围绕34项决策内容的潜在生态环境影响、潜在社会影响、决策实施的现实约束3个方面咨询受访专家的意见。发出的问卷共12份，收回10份，其中35岁及以下的青年学者4位，36—50岁的学者5位，50岁以上的学者1位。除1位具有硕士学位的受访者以外，共有8位具有博士学位和1位在读博士受访者。受访专家的评估结果用数字“1”“2”“3”进行标定，分别对应潜在影响或现实约束为“低”“中”“高”。综合10位受访者的反馈意见，每项去掉1个最大值和1个最小值后，取剩余8个数值的平均值，数值高于2.00的视为潜在影响或现实约束为较高，并据此对具体事权进行判别（表1）。

 

根据表1显示，对于国家层面国家公园法律法规制定、中央与地方及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与相关部门权责边界确立、生态监测网络建设与实施等26项决策内容，需由国家公园主管部门出台相关管理制度和办法，赋予科学团体深度支撑决策的权利，在特别重大的问题上甚至赋予其一票否决的权利。而对于国家层面国家公园法律法规制定、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规划制定、社区发展规划制定等19项决策内容则需启动多方论证机制以确保决策的合理性。

国家公园科学决策与咨询机制运行保障的建议

决策咨询组织机构和权责定位的有效落实需要运行制度的保障。对此，笔者建议：

对国家公园决策咨询工作进行制章立典。对国家公园研究院和专家委员会的议事规范和程序进行规制，将其功能、职责、事权清单、任期范围等正在推动制定的《国家公园法》和《自然保护地法》等顶层设计中予以明确。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也需要对相应组织机构进行统筹安排。在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三定方案中明确提出专家委员会秘书处或管理办公室的角色与定位，明确委员会的性质和职能。建议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和专家委员会主任进入国家公园管理局领导小组名单，参与国家公园决策层的各项常务会议。

建立国家公园决策部门和咨询机构之间的常态化联动机制。建立国家公园决策部门和咨询机构之间的联席会议机制，将定期工作动态分享和不定期信息交流相结合，同时构建国家公园决策咨询信息技术共享平台，形成决策部门和咨询部门双向信息共享机制，促进双方信息的有效对接和研究成果的及时高效转化。

（作者：魏钰、程多威、王毅，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

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25日电 题：冰雪产业激发体育强国建设新动能

小樹屋

新华社记者卢星吉、王春燕、马锴

以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为契机，我国深入推九宮格进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不断巩固和扩大“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这个冬天，我国冰雪文旅、冰雪体育消费迎来现象级增长，带动更多人感受到冰雪运动魅力并参与其中，冰雪产业对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助力作用日趋显现。

基础设施完善推动群众参与冰雪运动　　

随着我国雪场、冰场等冰雪运动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冰雪运动的社会认知度、关注度提升，参与群众性冰雪运动的人口基数显著扩大，地域、年龄等分布情况持续丰富、优化。

国家体育总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拥有冰雪场地达2452个，居民参与冰雪运动人数3.46亿人。春节8天假期，26个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接待游客达282.61万人次，实现体育及相关消费25.61亿元，部分滑雪场收入涨幅超过346%。

直接受益于北京冬教學奥会遗产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本雪季各大雪场“开板”以来接待游客总人次已突破250万。

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阿勒泰地区，近年来也新建起一批对标国际顶级雪场标准的大型滑雪区，除了满足本地需求，还受到来自全国各地滑雪爱好者的追捧，几乎不愁客源。

新疆吉克普林冰雪旅游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曲松表示，就该滑雪场的游客数据分析来看，来自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南方游客占比较大，这正是中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成果的真实显现。

文旅+群众冰雪赛事玩出新花样

结合冬季文旅产业的开发，近年尤其是今冬以来，不少地方推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群众性冰雪体育赛事、体验项目，在带火当地文旅消费的同时，增加了群众冰雪运动的趣味性、丰富性。

1月30日，在吉林省靖宇县冰封的松花江上，举行了一场别具一格的冰雪马拉松挑战赛。宽阔的冰封江面上，选手们分别穿着冰鞋、跑鞋、雪板，或是划着龙舟、骑着自行车，从各自起点共同出发，罕见地上演蔚为壮观的“项目同框”。

除此之外，吉林省长春市还持续举办品牌冰雪赛事中国长春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至今已是第22届。近年来，这一越野滑雪赛事除了设置专业组，吸引来自国内外的运动员参赛，还通过推出适合大众的2.5公里迷你赛事、与国内大学生赛事同场举办等形式，助力群众性越野滑雪运动推广。

2023年12月31日，世界野雪巡回赛FWT（Freeride World Tour）在阿勒泰地区举行，这一赛事充分利用了阿勒泰地区独特的大山粉雪资源，富有趣味性和挑战性，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滑雪爱好者参与。

同时，世界野雪巡回赛也是2023年新疆热雪节的一部分，该文旅活动不仅有体育赛事，还有文化演出、美食推介等内容，人们在体验高质量群众性冰雪赛事的同时，也从多方面获得了满足与乐趣。

冰雪产业发展助力竞技训练提效　　

北京冬奥会周期以来，随着冰雪运动相关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开发，以及相关创新、科研的突破，目前我国的冰雪装备国产化率显著提升，不仅在造雪訪談、制冰、缆车设备制造等方面直接服务于冰雪运动硬件设施的建设，也助力了我国冰雪竞技体育的发展。

在北京冬奥会备战期间，我国科研团队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跳台滑雪风洞、六自由度模拟训练器材等设施设备，帮助作为不少雪上项目“后起之秀”的中国运动员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竞技水平的提升，进而实现了北京冬奥会全项目参赛的目标。

其中，位于北京的二七国家冰雪运动训练科研基地，利用综合风洞实验室为多支国家集训队提供服务，并为竞技服装、雪板等器材提供模拟测试，帮助运动员们用上了更趁手的装备。此地的六自由度训练馆，则为高山滑雪队、越野滑雪队、雪车队、雪橇队等项訪談目安全高效地模拟训练比赛环境。

此外，近年来成都、北京等地还出现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旱雪训练设施，经过技术攻关，现已可以较好地模拟自由式和单板滑雪公园类项目、空中技巧项目的真实比赛环境。在成都尖峰旱雪四季滑雪场，现在长期有数十支专业队伍、上百名运动员常驻训练。

除了“硬件”方面，我国在冰雪赛道设计、冰雪运动医疗、安全保障等“软件”方面的团队也在壮大，技术水平時租會議不断提高，为中国冰雪健儿的训练备战保驾护航。（参与采写：杨帆、李典）

记者4月15日从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协调办公室获悉，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五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5日至27日在辽宁大连举办。

本届年会的主题为“未来增长的新前沿”，届时预计将有1500多位来自政界、商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学术界和媒体界的代表出席。年会将围绕全球新经济、中国和世界、人工智能时代的企业家精神、家教場地产見證业新前沿、对人进行投资以及气候、自然与能源的相互联系等六大主题开展交流研讨。

据世界经济论坛介绍，新技术不断驱动世界快速迈小樹屋入智能时代，而这一转型需要新的经济和共享會議室商业政策模型助力。本届年会将通过以行动为导向的对话，帮助与会代表充分利用技术潜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经济增小班教學长和能源转型，制定以人为中心的策略以应对不断变化的行业趋势，解锁未来增长的新前沿。

目前，本届年会講座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家教序进行中。（记者张博群、郭翔）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当前，数字技术已经融入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截至2022年底，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提升至41.5%，这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数字化时代。随着大数据、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以计算机、信息、通信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开始逐步转变为以下一代互联网、生成式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为主的数智技术。数据与智能逐渐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要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以及政府和社会治理的新焦点。当下，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通过大模型赋能引发新一轮智能化浪潮，部分学者认为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奇点即将到来。然而，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数智技术的发展也给国家安全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出战略部署，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在社会形态发生深刻变革的当下，统筹发展与安全无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随着数智技术从多层次的时空尺度上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各个功能结构模块产生深度耦合，其引发了数据滥用、算法歧视、就业市场波动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安全治理问题。面对这些困难与挑战，深入剖析数据安全与隐私泄露、算法包養網歧视与不公平性、技术壁垒与数字鸿沟、虚假消息与信息操纵等数智化发展风险的内在机理，全面理解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深刻内涵，推进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重点领域的数智安全新格局建设，对保障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新发展格局的国际和国内新特点出发，用微观与宏观视角剖析了新格局下的数智安全风险，提出了构建数智安全新格局的整体框架，并讨论了数智安全新格局和新发展格局的辩证关系，对数智时代的发展与安全的协同提出政策建议。

新发展格局的特点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形成了新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在数智技术的推动下，不断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也给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理解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之下中国新发展格局所呈现出来的新特点，是构建数智安全新格局的重要前提。

国际视角

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然而，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也在不断将整个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推向高度物化和不平衡的困境中。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本国与世界的现代化发展联系起来，是人类发展模式的创新，将深刻地影响世界现代化进程。

国际上逆全球化趋势加剧，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全球分工协作局面正在遭到破坏。俄乌冲突、巴以冲突改变着地缘政治局势，给世界前景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自2017年以来，美国对我国实施多轮制裁，我国亦提出反制措施，双方政治、经贸和安全往来遭遇困难。这些因素从技术、资金、市场等多个角度给我国的外部发展环境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新冠疫情引发需求下降、生产萎缩、贸易受阻、物流中断、失业激增，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巨大风险之中。为了应对疫情，美国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加剧了全球通胀，导致美联储开启加息模式，全球资金流动性收紧，进而增加中国企业和政府的外部融资成本。高强度的供给侧冲击直接体现在全球多个国家出现的大面积企业停工停产、职工失业、产业链和供应链大范围中断。2023年8月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全球失业人数从2019年的1.92亿人飙升到了2020年的2.35亿人。尽管该指标在2022年逐步恢复到了2.05亿人，但依然相较疫情前增加了近1300万的失业人口，且预计2023年还有回升的趋势。

国内视角

国内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下，经济发展需要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更高的质量。在供给端，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企业需要进行产业体系结构优化，以创新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但这也会使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面临阵痛和较大的运营压力。在需求端，高质量发展是更平衡、更公平的发展，要求健全分配制度，减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提升人民幸福感。

疫情后国内经济亟待重回正轨。新冠疫情后，叠加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民众的动机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为追求负债最小化，对经济社会发展重回正轨的期盼无比强烈。在这一阶段，保障经济平稳发展，对于民众生活与社会和谐至关重要。

新发展格局下的数智安全风险

作为当前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数智技术在新发展格局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进一步推进数智技术安全可控的发展对促进经济社会的平稳、高质量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笔者将数智安全所涉及的风险分为微观的技术安全、个人安全，以及宏观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等5个范畴（图1）。其中，微观安全问题可能随着系统规模的扩大涌现为宏观问题，也可能在传播和反馈的作用下引发级联反应，在短时间内影响到系统的各个方面。

技术安全

基础设施安全。数智技术的运行需要依赖大量诸如服务器、数据中心和物联网设备等基础设施。如果数据基础设施发生故障、被攻击或遭受灾难，可能导致业务中断、数据丢失、服务不可用，进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例如，2022年12月18日，阿里云香港数据中心发生大规模服务中断事件，直接导致澳门金融管理局、众多本地外卖平台及《澳门日报》等传媒应用程序无法使用，对澳门社会层面的平稳运行产生了重大影响。

数据安全。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社会数据量的增加，数据的安全性及泄露风险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2005—2022年，美国的数据泄露事件的数目整体呈上升趋势，仅2022年就有1802起（图2）。在数据存储过程中，黑客攻击或员工疏忽等可能导致客户个人信息包養、财务记录等敏感数据泄露。在数据使用过程中，员工或其他有权限访问数据的人可能会滥用其权力，将出售敏感数据给竞争对手或非法使用数据。2018年，英国的剑桥分析公司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将数百万Facebook（脸书）用户的个人信息用于选民行为分析和推广活动，使得2家公司都面临了严厉的舆论压力、法律调查和监管限制。同年，剑桥分析公司宣布破产。

模型安全。随着深度学习成为人工智能模型的主流，深度神经网络的黑盒性所带来的安全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另外，在ChatGPT等大规模语言模型快速席卷众多行业和深入人们生活的同时，由其产生的错误信息也给这项技术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深度学习模型容易受到对抗样本的攻击。这些特殊设计的输入数据可以欺骗模型并导致错误的输出结果，在自动驾驶汽车、医学诊断等场景中造成严重损失。大规模语言模型存在偏见问题。训练方法和数据集的局限性可能导致模型对某些人群或事物表现出不公正或不均衡的行为或决策结果。大规模语言模型存在幻觉问题。在当前大模型生成的文本中，依然存在看似合理但实际上是虚构或错误的信息，这很可能导致使用者产生错误的认知。

个人安全

隐私安全。隐私安全指的是个体隐私数据泄露时，对其社会生活的危害。泄露的敏感信息（如身份证号、银行账号等）可能导致身份被盗窃、欺诈活动，并带来经济损失。另外，个人信息泄露可能导致谣言、侮辱、骚扰等不良行为，造成精神压力和社交困扰。比如，家庭信息泄露可能导致敲诈勒索和人身安全的威胁。针对英国成年人的调查显示，21%的人担心隐私数据被公司传递给第三方，16%的人担心成为诈骗对象，只有9%的人认为没有必要担心（图3）。同样，在一项2022年针对中国网民的调查中，也有31%的人经常拒绝网站的cookie（浏览活动记录）请求，25.5%的人表示担心科技公司使用自己网上数据的方式（图4）。

心智安全。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可能受到环境和技术的影响。例如，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可能导致时间浪费、社交孤立感、焦虑和抑郁等问题；信息过载和注意力分散可能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和思维混乱；网络上的匿名性和广泛传播渠道使得欺凌和骚扰行为更加便捷，给受害者带来心理伤害和自尊问题。此外，数智技术还可能造成对人类主体价值、能力、交往方式的异化，剥夺人的选择权利，削弱人的能力，以及引发精神危机和丧失人类尊严，同时也会带来认知极化和各种社交问题。

经济安全

技术稳定风险。随着数智技术深入各个经济领域，其微观的技术安全问题可能引发宏观经济系统的风险。无论是金融领域的区块链、智能风控模型，还是制造领域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出现故障或是受到攻击，都可能会引发级联反应，导致整个交易系统或供应链系统的瘫痪，进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技术垄断风险。当少数大型科技公司垄断了某个智能技术市场时，可能削弱其他创业者和小型企业的竞争力，抑制行业的创新力，阻碍市场的发展和进步。此外，垄断企业所控制的大量用户数据可能侵犯个人隐私权，而公众则缺乏相应的监督和干预包養手段。

发展失衡风险。在数智化浪潮中，如果某些地区、群体或行业没有抓住先发机遇，就很可能由于缺乏技术能力和资源而滞后于其他地区。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领先于中部、西部、东北部，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特征。这种数智技术的不平衡发展与资源、财富、机会的不平衡分配，可能造成经济波动、失业率上升、人口流失、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和谐。

系统性失业风险。数智技术的自动化能力使得许多传统劳动任务被机器和软件取代，进而导致制造业、零售业、在线客服、金融服务业、物流行业等传统岗位的大规模失业风险。尽管机器学习工程师、大语言模型的Prompt（提示）工程师等新兴岗位需求会增加，但技术转型过程中工人技能与人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和滞后的问题依然可能引起就业市场的阶段性阵痛。

社会安全

虚假信息风险。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每天接收到虚假信息的风险。深度伪造技术（Deepfake）等可以生成高度逼真的换脸图片或视频，然后用于制造政治谣言、虚假新闻或网络欺诈。另外，恶意用户可用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产生大量虚假文本，然后通过机器人账号等手段，用于误导网络社区中用户的价值观。2020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科学联盟的一项研究显示全球英语媒体发布的3800余万篇关于疫情的文章中，就有超过110万篇文章包含虚假信息。

虚拟社交风险。随着数智技术深刻重塑当代人的社交方式，社交媒体、即时通信工具等平台使得人们在虚拟空间中随时随地与家人、朋友，甚至全球范围内的陌生人进行交流和互动。然而，过度的虚拟社交除了容易让人沉迷、浪费精力，也可能导致人们面对面的社交互动减少，从而加剧现实中的社交孤独感。同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以在网络上轻易地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发布虚假信息，进而引起误导、欺骗等问题，给他人带来心理上的伤害。

网络暴力和霸凌。数智技术也极大地降低了网络社交中使用辱骂、恶意评论、威胁和歧视性言论等暴力行为的门槛。恶意用户可能通过公开或非法手段获取、发布或散布他人的住址、照片等私人信息，将照片进行篡改甚至淫秽化处理并传播，以侮辱他人。这些行为可能会导致被霸凌对象出现自卑、焦虑、抑郁、自杀倾向等心理问题，也可能让他们在未来的表达过程中选择自我审查或沉默，陷入恶性循环。2021年1月的一项针对2251位美国成年人的调查发现，41%的受调查用户都亲身经历过某种形式的网络骚扰（图5）。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显示：中国青少年在上网过程中遇到过暴力辱骂信息的比例为28.89%。其中，暴力辱骂以“网络嘲笑和讽刺”“辱骂或者用带有侮辱性的词汇”居多，分别为74.71%、77.01%；其次为“恶意图片或者动态图”（53.87%）和“语言或者文字上的恐吓”（45.49%）。

文化安全

消费主义。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消费主义”指的是个人通过购买商品和服务来追求满足感与幸福感的思维方式和态度。基于数智技术的各种便捷购物平台及广告推销算法在降低消费门槛的同时，使得人们的消费决策更容易被操纵和影响，过度关注个人欲望和即时满足，陷入过度消费的陷阱。在这种文化惯性的驱使下，社会资源容易被浪费，个人的幸福感也在永恒的“赚钱—花钱—赚钱”循环中消磨殆尽。有研究针对中国年轻人的消费状态和主观幸福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消费主义对出生于1995—2009年的年轻一代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文化碎片化。数智化的推荐系统、个性化定制技术在提高信息搜索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个体往往只接受同质化、片面的信息和观点，从而形成所谓的“信息茧房”。“茧房”中的个体反复强化自己的认知，排斥其他观点，形成大量的同质化小型网络社区，产生了大量的亚文化。当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在网上碰撞，尤其是涉及言论自由、社会道德、宗教信仰等敏感话题时，就可能引发文化冲突和对立，加剧社会的紧张程度。

文化虚无主义。在新兴的流行文化、工业文化、现代科学实用主义的影响和冲击下，许多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占，进而产生了文化虚无主义的现象。文化是国家、民族凝聚力的根基。盲目否定自己的文化、历史，会极大地降低人们的集体认同感，进而影响意识形态的稳定性。在数智技术不断加速文化演进的今天，如何在时代的潮流中站稳精神的脚跟，防范文化虚无主义，成为了一个重要命题。

构建数智安全新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因此，面对数智时代下的各种安全风险，运用系统观念构建数智安全新格局（图6），是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社会平稳运行的必要举措。

提高数智技术本身的安全

面对数智技术带来的挑战，我们不能盲目拒绝技术进步，而应该尝试提高技术本身的安全性。

加密算法和区块链可以保护信息安全。在信息传输过程中，可以使用DEA（数据加密算法）、RSA等对称或非对称加密算法，以及新兴的基于量子

纠缠的通信方式降低数据非法访问、篡改、窃取的风险。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和不可篡改性提高了数字金融交易的可靠性，有助于防范系统性的技术稳定风险。

联邦学习可以保护数据隐私。对于机器学习数据的安全，联邦学习技术提出在多个本地分布式训练模型，然后将参数在中央服务器聚合，以此保障本地数据的隐私性。

对抗鲁棒技术可以提高深度学习模型的可靠性。针对深度学习模型的对抗样本风险，对抗鲁棒技术通过将对抗样本加入训练过程或者设计检测对抗样本的机制，使模型能正确处理被扰动过的对抗样本。

优化训练过程可以缓解大模型的偏见和幻觉问题。通过在训练过程中人为平衡数据集分布，引入公平性约束或额外优化目标，我们能够引导大规模语言模型生成更安全、可靠、多样化的内容，从而避免由于偏见或虚假内容引起的文化冲突。

利用数智技术保障数智安全

与此同时，也可以运用某些数智技术来解决公共问题、促进个人发展，降低数智技术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风险。

数字媒体宣传技术可以帮助公众更好地适应数智时代的新变化。例如，相关部门或公益组织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分享隐私泄露的实际案例，提高人们的隐私安全意识；通过在推荐系统中引入混合推荐策略，平台能让用户接触到更加多样、异质的内容，从而打破“信息茧房”，优化社区氛围；通过创作更优质的文化作品并加大宣传力度，国家可以促进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的形成，保障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减轻文化虚无主义的危害。

社会计算技术提供了一种自动化防范数智化风险的方案。谣言检测算法可以识别出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帮助平台和相关部门组织谣言的传播，加强社会信任和共识；文本情感识别技术可以帮助网络社区管理者及时发现用户的情绪波动，降低发生网络暴力事件的可能性，对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及时的心理干预；欺诈检测算法可以及时检测潜在的诈骗风险，提醒被欺诈者或者帮助警方调查分析。

数智服务技术能促进社会公平和健康可持续发展。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智慧教育等数智技术大幅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促进了社会的公平分配，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地区间数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制定数智安包養全法律法规和政策

相关法律为数智安全提供法理基础。法律法规是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推进社会公正与平等、保障社会安全与公共利益、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工具，也是推动数智安全建设的重要手段。在国际上，《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针对欧盟成员国的个人数据保护和隐私进行了细化的规定，包括对数据主体的知情权、同意权等。许多国际组织和行业协会也正在积极制定适用于人工智能的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等。在国内，202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原则、个人在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和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并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存储和传输等行为提出明确规定，禁止“大数据杀熟”规范自动化决策，同时加强了相关机构的监管和处罚。

社会政策为数智安全提供实践支持。针对数智化浪潮中个体层面的心智健康问题和社会层面的发展失衡、系统性失业问题，政府可以通过相关的政策来保证社会转变过程的平稳过渡。一方面，政府可以增加心理健康服务的投入、建立心理健康热线、开设心理咨询中心，帮助人们应对智能化浪潮带来的心理压力和问题。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资金的倾斜、给予优惠政策、创立人才培养基地等方法，鼓励相对落后地区加大数字和智能化发展的投入，进而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对于失业人员，政府可以加大对技能培训的投资力度，或者提供更多的创业支持政策，帮助他们顺应智能化时代的新需求。

以数智安全新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在数智技术推动发展的时代，需要把握好数智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数智安全新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数智安全新格局作为新发展格局的保障

数智安全新格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机理可以从保障稳定、刺激创新、加速生产、增强韧性4个维度进行阐述。

保障稳定。数智安全新格局保障了社会和经济系统的长期平稳运行，有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民众生活的安宁和谐。

激发创新。数智安全的需求能激发创新发展能动性，增强公众和企业对政府推动创新的信任，促进多主体参与数智化建设，提高市场活力。

加速生产。数智安全的需求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通过数智化转型改造基础核心行业和领域，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生产网络的发展。

增强韧性。安全的数智技术为增强产业链韧性提供数据、技术和基础设施支撑，充分利用数据的乘数效应，提升产业链的动态了解和风险应对能力。同时，数智安全新格局的构建还推动了信息通信网络和算力基础设施的发展，为产业的互联网和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基础，确保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性。

新发展格局作为数智安全新格局的目的

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数智安全的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手段。

国家需要在安全和创新之间找到平衡。过于强调安全可能抑制创新、限制发展，并带来不良后果。此外，过度关注安全还可能导致资源过度集中在数智安全领域，从而减少在其他领域的投资，进而限制经济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有限的资源下，国家需要根据风险评估和优先级确定资源的分配。

国家需要动态调整平衡，制定科学合理的安全策略。在实践中，完全消除复杂的社会系统中所有安全隐患是不现实的。因此，在保证基本安全的前提下，国家需要动态调整安全和创新之间的平衡，建立灵活的安全策略和资源分配机制，以面对各种复杂的形势，提升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健性。

数智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螺旋式的协同演进关系

通过实现数智安全新格局与新发展格局的均衡，安全与发展可以形成一种螺旋式的协同演进关系模式。数智安全的发展需要建立在稳定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之上，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需要数智技术的支持和保障。在科技与创新的推动下，数智技术的进步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如提高技术本身的安全和促进个人发展等；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需要关注安全和发展的平衡，避免过度偏重于其中一方而忽视了另一方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均衡发展，数智安全新格局和新发展格局才能实现互相促进和共同进步的良性循环。

结论与展望

在数智技术的推动下，国际的环境和国内的社会都在经历深刻的结构与功能变化，治理的复杂度也远远超出传统的发展与安全理论的范畴。针对数智技术所带来的新风险，从技术、文化、法律、政策等多角度构造数智安全新格局，对于国家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数智时代，安全和发展应当被视为一个整体。只有正确地平衡、协调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才能实现数智时代经济与社会的长期繁荣与稳定。

（作者：杨晓光，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吴杨、张兴伟，包養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郑晓龙，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工智能学院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