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濤《古代作家佚文家教考信錄》
引言
近年來，中國古代文學的輯佚任務已有不少實績，學者“刊海搜佚”所得結果不只對既有文學史格式組成了挑釁，也為汗青敘事供給了諸多衝破的能夠。相較于古典文學範疇漸趨完美的“數字人文”扶植，古代文學反倒由於時光過近和資料單一等緣故，至今缺少周全、體系的收拾，在經歷技巧、實際架構與學術規范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題目。難怪有學者感歎古代文學輯佚的難度比古典文學“有過之而無不及”[1]。不外，與疇前印刷時期比擬，明天所謂“數字人文時期”查閱文獻史料的前提已較便捷，各輿圖書館年夜多可以網上檢索期刊圖書目次，有實力的機構還會基于豐盛的館躲自建平易近國文獻數據庫，收集平臺上也傳播著各類電子文獻。是以，就古代文學的輯佚而言，要害題目或許不是輯佚自己，也不在于史料的“責備”，而是研討者可否具有研討的主體感，能否以處理文學史上主要題目為主導，可否以新實際將輯佚任務歸入全體目的和專題研討中，而不是為佚文而佚文，知足于包含萬象、四處撒網式的輯佚，這方面的學術經歷與經驗實在曾經不少[2]。
北京年夜學藏書樓晚清平易近國舊報刊數據庫
劉濤師長教師的《古代作家佚文考信錄》（國民出書社2012年版，以下簡稱“《考信錄》”，引文凡出自該著均只隨文標注頁碼）是專注于輯佚的專著，收錄了老舍、周作人和胡風等作家佚文七十多篇。據先容，該書是2011年國度社會迷信基金嚴重投標項目“期刊史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批準號：11&ZD110）子課題“古代報刊與作家佚文校勘及闡釋”的階段性結果。《考信錄》出書后獲得學界的追蹤關心與確定，被譽為“在史料考釋與研討方面”“有嚴重衝破”[3]，有多篇專門研究書評和舊書先容總結了該書的學術進獻[4]。中國社會迷信院文學研討所出書的《中國文學年鑒》（2012）和中國古代文學館主編的《中國今世文學年鑒》（2012）都先容了該書。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說，《考信錄》已發生了較年夜的影響，是以更有嚴厲考核和細致辨析的需要。本文[5]考核《考信錄》一書收錄《胡風佚文鉤沉》[6]和《胡風佚文輯校》，前者是總體先容，后者則是對佚文的收拾和注釋。該書所發明的胡風佚作20篇所有的被收錄進2014年出書的《胡風選集補遺》（湖北國民出書社2014年版，以下簡稱“《補遺》”），但是此中四篇屬于“偽佚文”[7]。本文以《考信錄》為例，以近年文獻輯佚題目為佈景，切磋“數字人文時期”中國古代文學輯佚任務的規范題目。
一、 真假“胡風”
《考信錄》誤收兩篇簽名“胡風”的文章分辨是《新的年初帶來了些什么？》和《變》。這兩篇文章頒發在《七日談周報》“年夜雜院”欄目。該欄目固定登載冗長雜文，罕見作者有李焰生、朱司晨、素秋以及胡峰等。《新的年初帶來了些什么？》約寫于1935年1月初，文章立意俗套，文風輕浮，好比開首一句用“和黃臉婆相處久了，得弄個小奶奶”[8]打比喻，闡明人們見異思遷。其次，該文用詞富麗賣弄，如“帶來玫瑰花的鮮妍，醇酒的噴鼻味，和甜蜜的幸福的安慰”。在羅列時勢消息時，該文卻是供給了有效的信息，好比“福建國民當局及東北當局和中心政權的對峙啦”，由此可以蠡測作者的政治態度。
簽名胡風的《新的年初帶來了些什么？》
從內在的事務著眼，《變》則更古怪，作者宣傳法西斯主義和墨索里尼、希特勒等所謂“國度好處至上者”，將張學良和蔡廷鍇稱為“善變者”。文中有如下群情：“‘法西斯蒂’的‘專制’政治，是頂硬烈的軍國政制之一。慕沙里尼及希特拉是倡行這主義的年夜阿哥。為了國度好處，你看他倆如何堅烈地對抗別國的侵凌？而‘不抵禦主義’也者，倒是一種懦怯的奴性表示，張帥爺曾奉此而喪權辱國。”[9]作者將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當作是“堅烈地對抗別國的侵凌”的“年夜阿哥”，這能夠出自胡風之手嗎？只需當真瀏覽原文就應有所猜忌。《變》接上去又談到蔡廷鍇的“善變”，立意核心是蔡廷鍇“方才福建地皮得手，便索性連國度也不要，由平易近族好漢躍為撤消平易近族的世界反動（？）魁首了”，由此裸露了政治立場，即把福建政權的樹立當作是與公民當局所代表的中心政權絕對抗。好比該刊還有文章稱“蔡等在福建造反”[10]，“連國度也不要”，又說蔡廷鍇“愛起孔方兄，在美國不理直氣壯地拿往疇前華裔抗日捐錢幾百萬”[11]。可見，《變》代表了《七日談周報》的政治態度。此外，《七日談周報》還持續進犯蔡廷鍇，在1934—1935年分辨刊載題為《張發奎與蔡廷楷（鍇）在海內》《蔡廷楷（鍇）之發家名堂》等文，與《變》的宗旨年夜同小異。
上文對兩篇文章做的剖析，已證實胡風盡非作者。但為了穩重起見，再羅列一些“證據”。起首，從刊物的性質、編纂和作者等方面停止剖析。《七日談周報》1934年12月15日在上海創刊，共出書14期，后因刊物“市場行銷打算的掉敗”，并進《新壘》月刊。《七日談周報》前后期編者中都有李焰生。而《新壘》月刊（1933年1月在上海創刊）的主編亦是李焰生。《七日談周報》創刊號上有簽名“焰生”的《收場的話》，交接了刊物緣起：“這是《七日談》的史話，在我主編的XX周報（指《社會周報》——引者注）上，曾經說過了……我們的態度和立場天然是公民的，政治上的是長短非，既不受任何方面的補助與餵養，不單不愿為任何方面作宣揚，並且決不愿做賣身投奔或燒灶的任務。”[12]這個收場白似乎表白了刊物的“自力”性質，但創刊號封面卻印有“五中全會”“精誠連合”等字樣的漫畫，內文中還有諸如《軍事剿匪之后》等文。在最后一期《七日談周報》上，有李焰生的《本刊回并〈新壘〉痛言》，更是直接道明了其主編刊物的附屬關系，所謂“納回母腹之中，而回并于《新壘》月刊”，“將《新壘》百分之八十的篇幅來安頓”[13]《七日談周報》本來的欄目。在該期《最后編話》中，編者告訴讀者合并之后表現，“差未幾還是我們這般人擔任”，“我們在文字上仍是常無機會面面的”[14]。甚至《七日談周報》的地址也與《新壘》雷同。作為核心分子，李焰生等人在短短一兩年時光里開辦了《七日談周報》《新壘》（上海、南京）和《社會周報》。再細心考核這三個刊物的作者群體，會發明基礎上屬于統一個圈子。
《七日談周報》第1卷第3期封面（左）和《七日談周刊》第1卷第12期版權頁（右）
假如對魯迅雜文熟知的話，那么李焰生這個名字想必不會生疏。魯迅曾在《“年夜雪紛飛”》一文中諷刺過后者。在《新壘》與右翼文壇就鄭振鐸的小說《桂公塘》產生論爭時，魯迅還譏諷《新壘》是“左打右派，右打左派”[15]，八個字就勾畫了這份刊物的性質。2005年版《魯迅選集》的注釋則說《新壘》月刊是“汪精衛改組派部門政客支撐的刊物”[16]。李焰生是改組派干將，其四周湊集著“一群掉意的公民黨右派人士以及部門退黨的前公民黨黨員”，他們“負有改組派之政治任務”[17]。《新壘》上曾刊載過大批進犯魯迅、左聯和普羅文學的文章，如《左聯命運的預算》《魯迅投機倒把》等。在《新壘》創刊號上，有簽名“天狼”的《一九三二年中國文壇之回想》，作者一方面批駁了“平易近族主義文學”，但另一方面卻重要進犯魯迅“半途降服佩服左聯”[18]。
《新壘》創刊號，1933年1月10日出書
從時光上看，這些批評集中在1933—1934年，而胡風1933年6月15日回國，此時已熟習上海文壇的氣氛，并且還切身介入過一些論爭。《七日談周報》那兩篇簽名“胡風”的文章約作于1935年1月，怎么能夠出自胡風之手？此時的胡風安身右翼文壇，曾經有了些名聲，其與李焰生的文人圈不會有什么交集，並且“三十年月的右翼作家最基礎不向它投稿”[19]。此外，胡風在寫《林語堂論》時第一次用“胡風”這個筆名，這時曾經是1934年12月11日。是以從時光上看，《七日談周報》應當不是有興趣要假充“胡風”之名，由於此刊作者年夜多都是署各類筆名，此中還有簽名“風”“峰”“胡峰”的文章，很年夜能夠“胡峰”即“胡風”，是一種偶合。
但是偶合不假，《考信錄》誤認之本源也是真正的的。《考信錄》以為上述兩篇文章是胡風作品的來由是：“兩文皆是對實際的辛辣譏諷與揭穿。《新的年初帶來些什么？》（應為《新的年初帶來了些什么？》——引者注）感歎新的一年固然曾經離開，但實際生涯照舊，甚至將變得加倍蹩腳；《變》譏諷張學良、蔡廷鍇的善變：張由抗日一變而為降日，蔡由抗日名將一變而為貪污海內華裔捐錢的年夜貪污犯。”（第283頁）依據前文的剖析不丟臉出，作者僅根據簽名“胡風”就下了判定，并沒有全體查閱原刊，對作家創作經過的事況、刊物的汗青佈景都缺少基礎清楚，“不審時期”，“不考源流”[20]。不外希奇的是，作者既然讀過原文，且剖析了文章年夜意，卻仍然以為是胡風作品，這就令人隱晦，最少不克不及將宣傳法西斯主義的《變》也當作是胡風之作。是以，我們只能以為劉濤沒有通讀過胡風的其他作品，只是為尋覓佚文而輯佚。由于在沒有瀏覽和熟知作家、作品的情形下停止輯佚任務，僅根據簽名就臆斷作者，裸露出汗青感的匱缺。《考信錄》“后記”說：“在史料的考據高低的工夫年夜一些，批駁性的闡釋尚嫌不敷。”（第381頁）筆者認為情形或許相反，正由於文本闡釋的漫不經意與汗青感的缺掉，才會呈現臆斷而收錄“偽佚文”，形成史料考據的學術意義年夜打扣頭。古代文學輯佚終極的學術目標是為清楚決和闡釋文學史上的某些特定題目，不克不及真的手無寸鐵跑到漫無邊沿的故紙堆里見到什么就往口袋里塞。在明天及將來的“數字人文時期”，文獻電子化、可視化并駁詰事，反卻是研討者的主體認識、汗青感和題目認識更為主要。假如只是根據簽名或要害詞做鉤沉，對特定作家的思惟和經過的事況都沒有搞明白，那么輯佚的意義安在？
為了嚴謹和闡述充足，再供給一個證據。《考信錄》寫道：“《七日談》周刊又稱《七日談周報》，為一政論刊物……文章多為短小的述評與雜文，也間或登載名家對時勢的看法與評論，后因經費緣由，該刊合并進《新墨月刊》。”（第283頁）這段描寫基礎來自上海藏書樓《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的先容：“《七日談》。政論周刊……文章多為短小論說、述評與雜文，間或也登載一些名家對時勢的看法與評論。因經費緣由后并進《新墨月刊》。該刊又稱七日談周報。”[21]由於不少東西書對一些刊物的先容存在彼此因循的景象，《考信錄》的引文也就耳食之言。如《中國古代文學期刊目次新編》對此刊先容為：“原名為《七日談周刊》……文章多為短小論說、述評和雜文，間或也登載一些名家的詩歌等文藝作品。后來刊物由于經費艱苦并進《新墨月刊》。”[22]這些論述有配合訛誤之處：《七日談周報》最后并進的不是什么《新墨月刊》，而是《新壘》月刊。可見劉濤并沒有查閱《七日談周報》，由於該周報簡直每一期都有《新壘》的市場行銷。“墨”當為“壘（壘）”形近而訛。
上海藏書樓《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
二、 簽名“風”就是胡風嗎？
《考信錄》誤收的第三篇文章是簽名“風”的《扶植“平易近族民眾文明”》。要考據此文的真正的作者，難度要年夜良多。由於該文乍看似乎與胡風關懷的話題類似，與其思惟實際也有關。但筆者讀完整文，就直覺此文并非胡風所作，再細心對比初刊本與《考信錄》所錄文本，便發明了一些漏洞。
起首，該文作者誇大要“反封建”，立意是“決不克不及是以特殊誇大了反封建的文明思惟的內在的事務：恰好相反，我們必需把反封建的內在的事務回納于抗戰的總目的上往……在此我們的文明思惟活動的義務，又必需是‘平易近族的’：所以，我們的標語是——急速樹立平易近族民眾文明”[23]。這與胡風對中國幾千年封建權勢的總體估計與判定顯然分歧。即便在抗戰的新情勢下，在抗日平易近族同一陣線的共鳴之下，胡風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封建思惟文明對中國人精力世界的重壓，其思惟的著重點與此文背道而馳。而文中多處提醒的“此地”是指上海。作者甚至說，“必需把上海看作為一個形成文明干部的重鎮。一切基礎實際的教化，主要名著的出書，我們急須聚集全上海文明界的先輩，予以積極地停止”。從“上海文明界的先輩”這一用語，就了解此文作者當是一個青年人，此時的胡風是不會如許呼吁的。
從頒發時光看，該文約作于1938年4月，此時上海已成為失守后的“孤島”。但上海失守前，早在1937年9月25日，胡風已出發前去武漢。他會在彼時也行將失守的武漢往思慮若何在上海“扶植‘平易近族民眾文明’”嗎？此文重要回應抗戰迸發后中國思惟界鼓起的“新發蒙活動”，但作者并分歧意新發蒙活動所規則的戰時中國思惟文明義務。該文采用政治經濟學的剖析視角，可知作者具有這方面的實際素養。
現實上，該文并非如《考信錄》所說首發在《民眾文明》上。從時光上看，最早頒發于《連合》周報第17期（1938年5月1日出書）上，而《民眾文明》該期倒是同年5月20日才出書。更主要的是，《民眾文明》上的這篇文章曾經是刪省過的。例如《民眾文明》版刪往了“在中國本日新文明的平易近主主義的精力，曾經超出西歐本錢主義社會那種多數人的平易近主主義的范圍”、“也就是賽師長教師和德師長教師的精力的倡導”等《連合》周報上頒發的內在的事務。從被刪內在的事務可知，胡風此時不成能在此報刊上頒發這種文章。《民眾文明》轉錄發載此文時還刪往了初刊本中“japan(日本)”“抗日”等字樣[24]，這天然是失守區的政治周遭的狀況所致。
由于相干史料無限，關于《連合》周報的性質和汗青，各類說法皆有，甚至彼此牴觸。所幸該刊保留較為無缺，可以查閱。《連合》周報創刊于1937年11月，次年8月復刊。編纂人文質夫、薛皎和刊行人龔青都是假名，現實上由上海承平洋印刷公司承印，擔任人是潘芳（蕙田）等人，該刊詳細印刷、刊行由上海各界救亡協會分工一起配合完成[25]。據潘蕙田回想，除創刊號外，《連合》上的稿件年夜多由時任中共江蘇省文委擔任人孫冶方送來，那時還成立了由上海各界救亡集團代表構成的《連合》編纂委員會（文明界代表是潘自己）。編委會按期閉會，分派寫稿義務，年夜大都稿件都是經由過程各界黨組織指定專人寫，寫好的稿子由孫冶方交給潘蕙田[26]。
主要的是，《連合》每期初版上的談吐多為編者本身所撰。就現存《連合》而言，該刊上簽名“風”的文章有八篇，除了《扶植“平易近族民眾文明”》外，其他七篇都呈現在該刊“短評”一欄，顯明是編纂本身操刀[27]。在第10期的“短評”一欄，刊登的兩篇文章都簽名“風”。依據行文習氣和思惟熟悉，也年夜致可判定這些文章所有的出自統一人之手，且“風”是《連合》的編纂之一或外部作者。更無力的證據是，1938年第11期有簽名“風”的“短評”《關于文明同一陣線》，文章開首即稱，“這一期，我們轉錄發載了章乃器師長教師的《穩固文明同一陣線加大力度文明國防》一篇論文”[28]，這完整是編纂的口氣。異樣的例子還有第9期上《我們的任務的毛病》（簽名“風”）的“短評”，談到上海救亡任務時，作者稱：“我們盼望今后任務同道之間，不客套彼此批駁，不客套檢查任務的毛病，以求改良。”[29]
《連合》周報第14期，有簽名風的短評
據潘蕙田和金門等人回想，先后為《連合》撰稿的有胡愈之、潘漢年、王任叔（巴人）、張宗麟（邵林）等人[30]，沒有提到胡風。並且，該刊“不在報攤上發賣”[31]，屬于半公然刊物。抗戰迸發后，胡風簡直天天寫日誌，且記載收發信函和寫作情形。據早先公然的胡風武漢日誌，完整看不到給《連合》寫稿、投稿的記載，獨一一次與潘蕙田的通訊記錄是1937年10月5日[32]，但當期《連合》周報倒是1938年5月1日出書的，時光上相距太遠。
但是《考信錄》卻以為：“‘風’是胡風的筆名。該文提醒抗戰時代扶植平易近族民眾文明的意義，以及在上海扶植平易近族民眾文明所應遵守的途徑。胡風在抗戰時代有多篇文章闡述抗戰中的文明扶植題目，如《論耐久戰中的文明活動》《平易近族戰鬥與我們》《平易近族戰鬥與新文藝傳統》等，該文在不雅點上與以上文章特殊是《論耐久戰中的文明活動》多有分歧與互補之處，可斷定為胡風所作。”（第281頁）胡風在抗戰時代確切寫過多篇闡述文明扶植的文章，但抗戰迸發后，關于抗戰與文明活動的關系是彼時中國思惟談吐界的公共話題，胡風對此題目的思慮離開不了這一總體汗青佈景。在《論耐久戰中的文明活動》中，胡風開篇就話中帶刺：“那時的文明界（我的意思是指一貫被視為全國文明中間的上海的文明界）……”[33]這與后文中他抗衡戰迸發后印刷本錢從單一中間轉移、中國思惟文明活動向處所成長及往中間化的思緒有關。胡風對上海文明界的中間主義認識與“貿易主義”是持批評立場的，而抗戰迸發攪動了全部中國社會，供給了中國文明思惟活動處所化及構成“多中間”格式的能夠性。《扶植“平易近族民眾文明”》對文明的思慮卻還局限于以上海為中間，顯然并非出自胡風之手。至于該文作者要把文明思惟扶植為“平易近族的”和“民眾的”的不雅點，在戰鬥的血火中仍然試圖承襲“五四”文明基因、以公民性批評為思惟基準的胡風顯然不會批准，更不要說以此為標語。據此，可斷定此文非胡風所作。
三、 此“高荒”非彼胡風
前文對三篇“偽佚文”的考辨，頗有典範意義，從中可見汗青感缺掉的嚴重性。而《考信錄》誤收的第四篇文章《如何讀小說》[34]，若要剖析起來，難度陡增。由於該文應用的是胡風常用筆名“高荒”。無論從內在的事務仍是簽名，此文都難以辨偽。可是，從各類蛛絲馬跡斟酌，筆者判斷此文作者異樣并非胡風。
起首，該文筆力支離，對小說的懂得頗為簡略。刊載該文確當期《青年民眾》出書時光為1939年1月5日，而胡風1938年9月28日即分開武漢前去重慶。《青年民眾》1938年創刊于上海，次年復刊，是出生在上海“孤島”時代的青年刊物[35]。作者基礎都是上海各類黌舍的先生或滯留上海的文明人。如當期雜志有“致親愛的青年民眾”特輯，作者有張宗麟、王任叔、平心、吳年夜坤、吳清友等人，都是“孤島”時代的名家。編者在“后記”里稱謝名家賜稿，卻并沒有提《如何讀小說》的作者，雜志目次中此文題目也沒有像其他名家作品一樣以加黑年夜字凸顯。
其次，胡風最後簽名“高荒”是在1934年，重要在《中華日報》副刊《意向》《禮拜專論》上應用。1936—1939年間只偶然用過，1941年到噴鼻港后則在《華商報》《筆談》上集中署此筆名寫過幾篇雜文。但《考信錄》卻說：“胡風初次應用此筆名在1936年，見《中流》第1卷第2期（1936年9月)《從血恨的留念里生長罷！》一文。1941年他在《筆談》上頒發文章多篇，亦署此筆名。從1936到1941年間，胡風應用筆名‘高荒’較為頻仍。《如何讀小說》正頒發于此時代，應為胡風所作。”（第281頁）此段描寫基礎史實有誤，可知作者并不熟習胡風。
那么，那時能否有其別人應用過“高荒”這個筆名呢？緊接上述引文，《考信錄》以為：“上海《青年生涯》創刊號（1939年5月）有簽名‘高荒’的《張烈生》一文，1941年《青草》文藝月刊第1卷第3期有簽名‘高荒’翻譯的馬爾滋《路上的人》一文，兩文皆頒發于1936到1941年間，能夠也是出自胡風之手。”（第281頁）不外《補遺》并沒有收錄這兩篇“能夠”之作，闡明編者仍是有過一些鑒別的。假如這些“能夠”之作都出自胡風之手，那么筆者還可以供給一長串簽名“高荒”的文章。好比以“高荒”之名頒發于《幻想家庭》月刊的《新發明社的文藝回復活動》等20篇文章，《楓葉》月刊的《新第三種人及其他》，《壹零集》月刊上的《“反動家”》，《綠洲》月刊上的《“復古”日誌》，《進修》半月刊上的《一個熱鬧份子》等。可是，這些文章都不是胡風寫的。此高荒還有其人，且是真名。《幻想家庭》第2—4期的目次上，“生涯時評”一欄下面都寫著“高荒師長教師執筆”。這位“高荒師長教師”顯然與主編張冰獨友誼不淺。這些時評內在的事務觸及“孤島”的吃、穿、住、行等多方面。固然張冰獨是“孤島”名記者，混跡于影視圈和戲劇界，被稱之為“南京路上的宣揚部長”[36]，但胡風與張冰獨等人沒有任何來往。《幻想家庭》第2—4期的出書時光是1941年4月15日至6月15日，而胡風同年5月7日就從重慶動身，6月5日達到噴鼻港，途中險象環生，何來余裕寫這種吃、穿、住、行之時評？所以不成能出自胡風之手。
此外，《幻想家庭》創刊號有一個市場行銷：“《中國文學》：文壇創舉、出書威望、名作如林、盡后絕後。新發明社巨型文藝叢刊。不日出書。編纂人：蔣彭說、高凡、陳若虹、曹軍、高荒、張冰獨。”[37]但是《中國文學》并沒有出書，緣由是承平洋戰鬥迸發后，上海japan(日本)憲兵隊以抗日、紅色嫌疑將張冰獨及其伴侶拘捕了。同時被捕的還有許廣同等人，所以時人說這是上海範圍最年夜的一次文明獄，目標是“清除上海文明人”[38]。依據《孤島的“留置場”》一文先容，在被押至japan(日本)憲兵總司令部的車上，該文作者看到“曾經有不少青年先我被捕”，此中就有他的“伴侶高荒”[39]。該文罕有學界援用，卻保留了一份可貴史料，使我們得以知曉并斷定高荒確切還有其人，且是一個文學青年。前文提到的《楓葉》等雜志和《考信錄》提到的《青草》等“孤島”時代的幾個刊物，都頒發過高荒的文章。而據《孤島的“留置場”》，“編《楓葉》月刊的黃家熊為了要履行槍斃，叫他（指黃家熊——引者注）把遺囑說出來轉給老婆，他急得發狂”，“出書《青草》文藝月刊的江國馨密斯，也被指為和影星周曼華一樣是擔負‘新發明社’婦女任務的”，等等，由此可知這些編者都屬于張冰獨的交游圈，高荒也身處此中。所以“偽佚文”《如何讀小說》的真正的作者是高荒，而不是胡風。
《孤島的“留置場”》（簽名萬里行）所載“伴侶高荒”
《幻想家庭》創刊號上關于《中國文學》的市場行銷，編纂人有張冰獨、高荒等人
前文說起《胡風佚文鉤沉》曾在雜志上頒發過，但支出《考信錄》時又增添了一段開頭，作者以胡風在年夜反動時代偶然用過的筆名作為要害詞停止所謂輯佚：“散文詩《燭》與《琴》，簽名‘谷音’，刊《作家雜志》1948年第1卷新1期……據徐廼翔（應當是徐迺翔——引者注）、欽鴻《中國古代文學作者筆名錄》，胡風1927年在湖北編纂《武漢評論》時開端應用這個筆名，此筆名又見《五卅事務》一文，載1928年5月《流沙》半月刊第4期……筆者發明1935年《中國與蘇俄季刊》第1卷第4期上簽名‘谷音’翻譯的兩篇文章，即柴霍甫夫人的《最后幾年》與高爾基《給柴霍甫的一封沒有頒發過的信》，應當也是出自胡風之手。這就闡明胡風應用‘谷音’的筆名并非所有的集中于20年月，30年月甚至40年月，他都有能夠應用這個筆名頒發文章。從這個角度講，《作家雜志》上簽名‘谷音’的兩首散文詩，也完整有能夠出自胡風之手。當然，能否就是胡風所作，尚待進一個步驟考據。”（第286頁）
《中國與蘇俄季刊》1935 第1卷第4期，簽名谷音翻譯的《柴霍甫卅一年周年事念特輯》，“譯自莫斯科《真諦報》”
可以確定的是，上述引文皆是劉濤單憑筆名的臆斷，缺少汗青感，甚至沒有翻閱過原刊。例如，那兩篇譯作屬于“柴霍甫卅一周年事念特輯”，文章後面明明先容說“譯自莫斯科《真諦報》”，而胡風并不懂俄文，對蘇俄作家作品的翻譯都是從日文轉譯的。至于《五卅事務》，更不成能是胡風所寫。《流沙》是后期發明社的刊物，1928年4月胡風氣在公民黨江西省當局的《策進周刊》當“特約撰稿人”，還在寫批駁“反動文藝”的文章，若何能夠給后期發明社刊物寫稿？現實上，《五卅事務》的作者是朱鏡我，谷音是其筆名之一，2007年出書的《朱鏡我文集》曾經收錄了該文[40]。而《作家雜志》上的兩首散文詩，從內在的事務也可讀出并非胡風彼時的心情所能寫出，何況胡風1946年2月25日即分開重慶回上海，而當期《作家雜志》是1948年2月出書的，地址是重慶重生市場55號。前文已述，胡風戰時日誌簡直是每日記錄，也完整沒有創作此詩以及給該雜志投稿的記載[41]。
《朱鏡我文集》2007年版目次頁，收錄《五卅事務》
馬蹄疾《胡風傳》（1989年版）也曾以為簽名谷音的《五卅事務》是胡風所寫
據悉，《考信錄》作者曾供給過一張關于胡風的“佚文光盤”，此中有不少依據筆名輯佚的“偽佚文”和“偽佚詩”（如“谷風”現實上是牛漢）。關于簽名“谷音”的上述“佚文”，《胡風選集》編者曾回應版主否定過，以為那兩篇譯文將契訶夫寫成“柴霍甫”，而胡風同年頒發的《A. P. 契訶夫》明明用的是“契訶夫”，換筆名和換譯名都沒有需要。異樣，胡風也不成能在1948年用1927年的特別筆名創作頒發那兩首詩[42]。比擬初刊，《考信錄》增添了一個弄巧成拙又徒增敗筆的開頭，或許是在雜志頒發時刪往了，而收錄專著時又不忍舍棄這些“佚文”的發明。
結語
假如說《胡風選集》誤收八篇“偽佚文”是由于汗青前提限制[43]，刊物不易查閱所致，那么《考信錄》誤收四篇“偽佚文”，其緣由反卻是在“數字人文時期”目睹“汗青現場”過于便捷所致。輯佚不等于“鍵盤俠”式的任務，需求極為細致和嚴謹的學術考辨。正若有學者所言，“佚文編錄，要寧缺毋濫”[44]，不然依據偽文獻弄出一堆過錯的結論，輯佚的學術功用就走向了背面。郭沫若在《十批評書》中就有相似提示：“無論作任何研討，資料的辨別是最需要的基本階段。資料不敷當然年夜成題目，而資料的真偽或時期性如未規則明白，那比缺少資料還要加倍風險。由於資料缺少，頂多得不出結論罷了，而資料不對的便會得犯錯誤的結論。如許的結論比沒有更要無害。”[45]《廢名集》（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版）和《于賡虞詩文輯存》（河南年夜學出書社2004年版）是近年文獻輯佚的典范，后者武斷舍棄“一些看似于賡虞所作卻又遽難考定的文字”，又模仿古典時期“存疑待考”[46]，保存多數幾篇成《疑似于賡虞佚文輯存》，則是一個謹慎的學術立場和方式。回根結底，輯佚任務要在熟知汗青與讀透作品的條件下，在具有較敏感的題目認識和汗青認識的基本上“脫手動腳找工具”[47]。
現實上，假如沒有對特定作家的體裁（包含習用詞和句式）、思惟實際有全體認知，沒有對其在分歧汗青時代的不雅念及對話語境有必定感知，沒有對原刊自己的政治態度、人事關系及其所處汗青情境有較多清楚，就很難考辨真假。擴大開來講，在文獻的汪洋年夜海中“撈”數據，輯佚的意義安在，生怕也很難說明白。中國古代文學所處的汗青時代很是復雜，作家的筆名複雜又多有變換，且身處的政治區域分歧，講話姿勢和方法也會變更，而文藝期刊的運作方法多是“游擊戰”，稿源與作者群體也很難混為一談。是以，以簽名作為先進為主的獨一證據，必定會遭受“真假李逵”而莫辨[48]。
明天學界不竭誇大史料的主要性和輯佚、校勘、辨偽等學術規范，但在“海量文獻可供應用、可以年夜有作為的時期”，卻“也是考證研討缺少亮點而趨于同質化的時期”[49]，史料任務似乎有畫地成牢的趨向。洪子誠在比來一篇訪談錄中說：“似乎不存在嚴厲意義上的‘自力、純潔的文學史料收拾研討’。至于主要與不主要無法混為一談。什么樣的史料彙集、收拾有興趣義，有價值，采用什么樣的方式處置適合，這取決于研討者的分歧史不雅、史識，以及藝術上的判定力。和文學史寫作一樣，這里面的高下是可以明白判分的。”[50]是以，普通的文獻輯佚收拾天然不成缺乏，但以焦點題教學目認識為導向的實證研討或許更有學術價值，即輯佚要處理和回應文學史或思惟疆場上的焦點議題[51]，“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不該僅僅逗留在對史料的收拾和先容上。由於考據是回復復興汗青客不雅性的通行方式，述學是汗青客不雅性的體裁特征，在這個基本上才能夠掌握汗青現實，浮現“躍動著的客不雅性”[52]，研討主體必定也要置身于考證與思惟的張力場中。學術研討的主體感一旦損失，任何“數字”都無法解救“人文”，反而會將“人文”推向“數字圈套”。
是以，本文剖析《古代作家佚文考信錄》一書的經歷和經驗異樣實用于聚會場地古代文學研討中的其他輯佚任務，尤其在“數字人文時期”，汗青感的缺掉會直接招致學術判定的錯訛。究竟，史料的應用取決于研討者的題目認識，而不該為史料自己所拘。由於文獻任務雖始于史料收拾卻不終于收拾史料，“具有動員學術的意義”[53]的文獻輯佚收拾才真正具有更年夜的學術價值。
注釋：
[1][46] 解志熙：《刊海尋書記——〈于賡虞詩文輯存〉編校紀歷兼談古代文學文獻的輯佚與收拾》，載《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04年第3期。
[2] 例如，有研討者以“柳青”“艾青”“達夫”等筆名為根據所考據的偽佚文。拜見金宏宇《中國古代文學輯佚的學術規范與價值判定》，載《華中師范年夜學學報》2016年第3期。
[3] 段美喬：《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年度掃描》，載《中國社會迷信報》2012年12月21日。
[4] 拜見褚自剛《豐贍的史料發明與睿智的學術洞見——評劉濤〈古代作家佚文考信錄〉》，載《中國出書》2012年第11期；王雪樺《平易近國“邊沿報刊”的挖掘、應用與研討——兼評劉濤〈古代作家佚文考信錄〉》，載《出書廣角》2013年第10期；楊萌芽《史料研討的主要收獲——評劉濤〈古代作家佚文考信錄〉》，載《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13年第3期。
[5] 需求闡明的是，本文并不會商該書觸及的其他作家，也不否定其在此方面的學術進獻。
[6] 該文最後頒發于《魯迅研討月刊》2010年第8期，支出《考信錄》時有所增改。
[7] 《胡風選集》編者年紀已高、精神無限，是以對劉濤師長教師供給的佚文基礎“照單全收”。
[8] 胡風：《新的年初帶來了些什么？》，載《七日談周報》第1卷第5期，1935年1月12日。文中所引《新的年初帶來了些什么？》均出于此。
[9] 胡風：《變》，載《七日談周報》第1卷第7期，1935年1月26日。文中所引《變》均出于此。
[10] 年夜春：《蔡廷楷（鍇）軼事》，載《七日談周報》第1卷第8、9合期，1935年2月23日。
[11] 羅什：《蔡廷楷（鍇）海內發年夜財》，載《七日談周報》第1卷第3期，1934年12月29日。
[12] 焰生：《收場的話》，載《七日談周報》第1卷第1期，1934年12月15日。
[13] 李焰生：《本刊回并〈新壘〉痛言》，載《七日談周報》第1卷第14期，1935年3月30日。
[14] 《最后編話》，載《七日談周報》第1卷第14期，1935年3月30日。
[15][16] 魯迅：《340516致鄭振鐸》，《魯迅選集》第13卷，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第104頁，第104頁。
[17] 倪偉：《“平易近族”想象與國度統制：1928—1948年講座場地南京當局的文藝政策及文藝活動》，上海教導出書社2003年版，第228頁。
[18] 天狼：《一九三二年中國文壇之回想》，載《新瑜伽教室壘》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10日。
[19] 應國靖：《奧秘雜志〈新壘〉》，《古代文學期刊漫話》，花城出書社1986年版，第174頁。固然此文說的是《新壘》，但作為“李焰生系”的刊物之一，彼時右翼作家也不會給《七日談周報》投稿的。
[20] 安作璋：《中國現代史史料學》，福建國民出書社2010年版，第406頁。
[21] http://www.cnbksy.com/literature/literature/a6c0f12d0e16883794bd91407e698bad.
[22] 吳俊等主編《中國古代文學期刊目次新編》中，上海國民出書社2010版，第1449頁。
[23] 風：《扶植“平易近族民眾文明”》，載（上海）《民眾文明》第1卷第2期，1938年5月20日。文中所引《扶植“平易近族民眾文明”》均出于此。
[24] 該刊物的基礎主意是“為民眾的文明”宣揚抗日，是以轉錄發載《扶植“平易近族民眾文明”》一文通情達理。
[25] 有研討者稱該刊是上海各界救亡協會的機關刊物，潘蕙田任主編，胡愈之等餐與加入編纂任務。拜見方漢奇《中國消息工作通史》第2卷，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1996年版，第915頁。
[26] 拜見潘芳《關于〈連合〉周報的一些情形》，載《上海黨史材料通信》1986年第2期。
[27] 簽名“風”的文章分辨見于《連合》第9、10、11、14、17、19、28—29合期，此中第9期1938年2月4日出書。
[28] 風：《關于文明同一陣線》，載《連合》第11期，1938年2月18日。
[29] 風：《我們任務的毛病》，載《連合》第9期，1938年2月4日。
[30] 拜見金門《“孤島”上出書的第一個救亡刊物——〈連合〉周報》，載《藏書樓雜志》1983年第1期。
[31] 沈奇：《孤島上的救亡活動》，夏衍等《本日之上海》，實際出書社1938年版，第43頁。
[32] 胡風在這一天日誌中稱：“給黎烈文、茅盾、景宋、邢桐華、潘蕙田、劉白羽各一封。”（《胡風日誌·武漢一年（1937年10月1日—1938年9月28日）》，載《新文學史料》2016年第3期）胡風日誌記錄了良多關于寫稿、校稿、編稿的內在的事務，但沒有關于《連合》周報的記錄。
[33] 胡風：《論耐久戰中的文明活動》，載《公民公論》第1卷第1號，1938年9月11日。
[34] 高荒：《如何讀小說》，載上海《青年民眾》第1卷第4期，1939年1月5日。
[35] 拜見墨紅《給“孤島”上的青年民眾》，載《青年民眾》創刊號，1938年9月10日。
[36] 關于張冰獨的資料并未幾，拜見周允中《張冰獨談蘇青》，臧杰、薛原主編《閑話》第3、4合輯，青島出書社2008年版；張冰獨《上海日獄兩月半》，《上海文史材料存稿匯編·抗戰史料》，上海古籍出書社2001年版，第202頁。
[37] 載《幻想家庭》第1期，1941年3月15日。
[38] 景宋（許廣平）：《遭難前后》四，載《平易近主》第13期，1946年1月12日。
[39] 萬里行：《孤島的“留置場”》，載《天行雜志》新1卷第4、5合期，1943年5月1日。文中所引《孤島的“留置場”》均出于此。
[40] 朱鏡我：《五卅事務》，《朱鏡我文集》，陸地出書社2007年版，第93頁。《流沙》雜志中《五卅事務》上一篇便是簽名“鏡我”的《“五七”與japan(日本)對華政策之變遷》。馬蹄疾也曾以“谷音”這一簽名判定《五卅事務》為胡風所寫（拜見馬蹄疾《胡風傳》，四川國民出書社1989年版，第328頁）。
[41] 《胡風日誌》（1945—1948年），未刊收拾稿。
[42] 年夜反動時代胡風用“谷音”這一筆名在《武漢評論》上寫過幾篇“反共”文章，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公案。
[43] 拜見吳寶林《〈胡風選集〉誤收的八篇文章及其他》，載《文藝實際與批駁》2017年第3期。
[44] 朱金順：《輯佚·版本·“選集不全”——讀“中國古代文學的文獻題目座談會”論文隨想》，載《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04年第3期。
[45] 郭沫若：《十批評書》，西方出書社1996年版，第2頁。
[47] 傅斯年：《汗青說話研討所任務之旨趣》，載《國立中心研討院汗青說話研討所集刊》第1卷第1期，1928年10月。
[48] 筆者曾受托審讀過一篇稿件，內在的事務是關于胡風佚文的考證，讀完一遍即知作者僅根據胡風的一個筆名發明了兩篇所謂“佚文”，行文缺乏汗青感，也沒有嚴謹考辨，作者甚至把雜志中某篇“佚文”旁邊用來彌補留白用的一段文字也錄進了註釋，可見對平易近國舊報刊不熟習，“佚文”天然也就是“偽”的了。
[49] 張子軾：《“年夜數據”與考證重生態》，載《中國社會迷信報》2018年12月17日。
[50] 王賀：《今世文學史料的收拾、研討及其題目——北京年夜學洪子誠傳授訪談》，載《新文學史料》2019年第2期。
[51] 李怡：《評〈中國文學史材料全編·古代卷〉》，載《文學評論》2010年第6期。
[52] 溝口雄三：《中國的沖擊》，王瑞根譯，孫歌校，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208頁。
[53] 王風：《古代文本的文獻學題目：有關〈廢名集〉收拾的文與言》，載《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