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龙包養江森工集团苇河林业局有限公司平林苗圃，苗圃主任闫朝福在检查包養大棚中的苗木（3月12日摄）。作为一名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闫朝福有30余年造林绿化苗木培育和包養網比較林木良种繁育工作经验，包養網他希望能为实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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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吴悠 摄

  

原标题：打好乡村全面振兴漂亮仗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为打好乡村全面振兴漂亮仗提出了不少实实在在建议。

坚决守住底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工商联副主席聂磊说，我国农村人口占比较大，如果乡村发展不充分，共同富裕目标就难以实现。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郴州市资兴市回龙山瑶族乡二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春梅深有感触地说：“只有把乡村发展好、治理好，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确保重包養網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包養平台推薦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2023年，我国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与此同时，我国人多地少、粮食供求紧平衡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粮食安全基础还不够稳固。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加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方面，作了详细安排和部署，进一步完善对种粮大户和粮食主产区的扶持政策。”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原院长马忠明说，一揽子政策举措，彰显了民生为本的施政理念，明确了工作目标、细化了工作任务，让我们更有底气“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的基础，防止规模性返贫是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全国人大代表，甘包養肃省古浪县大靖镇三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光霞表示，近年来，当地开展常态化防返贫动态监测，对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困难群众做到即时发现、即时纳入监测帮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代表委员们表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真抓实干，力争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

壮大富民产业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眼促进农民增收，壮大乡村富民产业。

产业从哪里来？从地方资源禀赋来。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北门医疗信泰中医医院院长王遵来说，发展乡村产业要立足地方实际因地制宜。不少乡村依靠资源优势，种植优质中草药，带动乡村经济增长，让农民增收。

产业如何强？“打好‘特色牌’‘创新牌’，农业产业竞争力才更强。”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临泾镇席沟圈村党总支书记马银萍说，近年来，庆阳市将种植业、养殖业、菌业产生的废弃物作为资源，在3个产业之间双向闭合循环利用，探索出“三元双向”循环农业模式，带动当地农业产业迅速发展。

由于基础薄弱、人才不足，乡村产业在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链建设等方面还存在短板。

“补齐短板，乡村产业发展才不会后劲乏力。”全国政协委员、国城控股集团董事长吴城说，矿山地区乡村需要打开思路，例如，可以运用“矿山修复+文旅”等方式，包養将“工业遗迹”再改造再利用，通过打造特色文旅产业推动乡村发展。

“为了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今年德宏州将实施农业经营主体培引行动，精准开展农业大招商，聚焦主导产业，做强做精做优特色优势农业品牌，促进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州长卫岗介绍。

产业兴则乡村兴。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企业超过9万家，农民收入同比增长7.6%。代表委员们期待，各包養地持续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农业产业再上新台阶。

强化科技驱动

从事农牧业技术推广10多年来，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白晓艳常年穿梭在田间地头，帮助农户通过引进新品种、采用新技术，提高种粮收益。“插上科技的翅膀，农业才能提质增效，农民才能致富增收。”白晓艳代表说。

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2023年，我国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稳步增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种业振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强大的种业离不开科技赋能。”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喻自文认为，加大种业振兴，要聚焦科技第一生产力，通过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加快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如何打通科技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让农民用得上、用得好？喻自文代表建议，首先，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攻克“卡脖子”技术，产出原创性创新成果。其次，要想方设法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破解科技和产业“两张皮”问题。最后，要强化先进适用技术示范推广，让农民用最好技术种出最好产品。

科技创新、技术推广始终离不开人的参与，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至关重要。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延边畜牧开发集团董事长吕爱辉说，将更加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事业，在畜牧业科学化管理、畜牧业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调研，发展壮大家乡黄牛产业，带领更多农户致富。

这张拼版照片的上图：在广西灌阳县洞井瑶族乡野猪殿小学，李祖清老师在给学生上课（2016年3月22日摄）；下图包養網：赵艳老师在给学生上课（2024年3月27日摄）。

现年69岁的李祖清自19岁开始一直在广西灌阳县洞井瑶族乡野猪殿小学教书。1981年，他在一次家访归途中被毒蛇咬伤右脚。之后他戴着假肢重返讲台，用一条腿支撑起山区孩子的求学梦。2016年3月，记者采访时发现，因没有新老师愿意到这所位于大山深处的学校教书，已退休一年多的李祖清老师接受返聘仍坚守在讲台。

近日，记者又来到野猪殿小学，看到包養網一位年轻老师领着学生早读，琅琅书声在山间回荡，“单腿教师”李祖清有了接班人。

这位年轻教师叫赵艳，1998年出生的她曾就读于野猪殿小学，李祖清正是她当时的老师。2020年大学毕业后，她回到野猪殿小学，接过李祖清的接力棒，成为包養網一名山村教师。

好不容易走出大山，为什包養么又回来？赵艳说，这片大山养育了她，她愿意回到母校，培育更多渴望知识浇灌的大山孩子，让他们有机会放飞梦想。她希望能和老师李祖清一样，当一名好教师，教好每一名学生。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近日，“赤峰好物进北京”活动将内蒙古巴林羊肉再一次带到了北京的美食爱好者面前，引起了众食客的叫好声，也让独具草原风味的巴林特色走进了更多消费者的视野当中。作为巴林右旗的一张特色名片，巴林羊肉的火爆并非偶然，而是全旗畜牧业不断守正创新、打造地域品牌的结果。

近年来，巴林右旗不断聚焦特色产业发展，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实现地区乡村振兴。2015年，巴林右旗成功引进内蒙古宏发巴林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集肉羊养殖、屠宰加工、冷藏销售于一体，将肉羊生产现代化产业链条带入巴林右旗，年平均屠宰加工肉羊19万只，公司采取线上线下的销售模式，产品远销包養国内十几个省区的大中城市，与四川海底捞、北京西贝莜面村、木屋烧烤、探鱼等国内知名餐饮企业建立了长期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并成为其羊产品最大优质供应商，年包養網销售额达2.48亿元。

同时，巴包養林右旗将羊产业品牌建设作为引领羊业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工程，深化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规模化养殖和订单牧业也让牧民不愁销路。从养殖技术、饲草料储备、疾病防疫、保护价收购、屠宰等多方面提供全链条式服务，让群众养羊无后顾之忧。

“这批销售了104只肉羊，基本70天就能出栏，去除成本，纯收入差不多在1.6万元左右，户企合作搞育肥还是比散养靠谱，有了后盾，我计划下一批要多饲养些。”巴林右旗的养殖户姜国峰对记者说。

塑造一个品牌、引领一方产业、推动一方振兴。“巴林风味”正以过硬的产品质量走出内蒙古、走向全国。巴林右旗将不断以品牌、品质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串起包養網百姓增收致富包養的“羊财链”。

“黄河宁、天下平”,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自黄河保护法施行后,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北车站调度车间党总支书记郅慧,多包養次受邀参加郑州铁路运输法院有关黄河流域环资案包養網件的庭审旁听、普法宣传等活动。

“河南法院对黄河流域的全部环境资源案件实行集中管辖的模式,值得总结推广。”郅慧举例说,河南高院与青海等九省区高级人民法院共同签署《黄河流包養域9省区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建立黄河流域间的协调联动机制,形成“流域一体,统一施治”,携手保护母亲河;与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黄河河务局会签《关于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强协作的意见》,形成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整体合力。

“公正高效的司法服务与保障,能够有力促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系统保护和综合治理,服务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郅慧看来,集中管辖的模式统一了裁判尺度,树立了司法权威。集中管辖后,郑州铁路运输法院积极与相关执法机关沟通协调,相继统一了省内黄河流域各地刑事案件、行政案件的程序衔接、证据形式、证据标准等问题,并通过法官专业会议、审委会统一案件裁判尺度,有效保证了发生在省内黄河流域不同地方案件的同案同判。

郅慧在调研中发现,2023年,郑州铁路运输法院共审结黄河流域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类环境资源案件625件,对环境资源有关职能部门在管理、执法过程、出庭应诉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有针对性地发送司法建议,督促相关部门关注黄河流域环境资源保护问题,促进行政机关执法能力提升。

针对黄河流域跨度大、当事人应诉距离远、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高等问题,郅慧建议,法院应在黄河沿岸设立包養網巡回法庭,坚持把庭审开在案发地、开在黄河岸边,就地解决争议、司法保护黄河零距离,既便利当事人诉讼,又方便调查取证,还有利于群众广泛参与,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警示一方”的宣传效果,把庭审开成教育引导包養平台推薦沿黄人民群众保护黄河的生动课堂。

“黄河保护法在实施中,与其他环资专门法律法规的法律适用问题,应引起重视。”郅慧说,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同一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黄河保护法与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森林法、渔业法等环境资源领域法律法规相比,为突出对黄河的系统保护、严格保护,往往规定了较重的处罚。

“要大力推进跨省司法协作。”郅慧建议,根据黄河保护法的相关要求,河南法院要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在黄河干流河南、山东段及金堤河流域,与山东梁山、阳谷、东平等法院联合建立跨省司法协作机制。同时,要健全环境执法司法联动机制,加强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农业、林业、水利、河务等相关单位的协作配合,实现同频共振。法院就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的行政执法热点、难点问题,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和不足,及时与相关行政机关进行沟通,规范行政执法水平,切实化解行政争议,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推动个案协调、类案研讨,多部门协调联动,合力共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要深刻领会黄河保护法的重大意义,夯实筑牢贯彻执行黄河保护法的思想基础。”郅慧认为,要运用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方式,采取富有时代特色、体现时代要求的方法,利用“世界环境日”“全国生态日”等重要时间节点,面向社会多手段、多视角、全方位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不断拓展宣传贯彻黄河保护法的广度和深度,激发人民群众以法治力量守护母亲河的意识和自觉,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传承黄河文化,推动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包養

3月17日，在四川省绵包養網阳市安州区秀水镇油菜花海中，小朋友在放风筝包養網排名。

包養網

近日，四川省安州区迎来赏花最佳季节，金黄的油菜花、雪白的李花、粉红的桃花把田园装扮成一幅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吸引游客踏青赏花。

当地政府挖掘乡村优美田园风光资源，今年从3月8日至4月8日，开展系列文化民俗、体育娱乐活动，包養網比較助推农文旅融合发展。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核桃树垭村位于秦巴山深处，层峦叠嶂、碧水环绕。这里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后嫩柳掩映，在春日的阳光下别有一番韵味。

核桃树垭村是湖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包養網乡村振兴驻点村。自2021年驻村帮扶以来，湖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多任驻村包養網书记接续努力，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加强基层治理，让这个原本沉寂封闭的小乡村生机勃勃，一幅美丽的“富春山居图”正在徐徐展开。

基础设施—加“鲜”

漫步在核桃树垭村中，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农耕文化、道路整洁，处处都是新风貌。

而几年前的核桃树垭村却是另一幅容颜：杂草丛生，道路坑洼不平、路面狭窄，房屋破旧不堪。

核桃树垭村坐落在谭家湾镇东北角，面积10.17平方公里，全村共8个村民小组383户1699人。核桃树垭村以坡地为主，平地较少，属于山体易滑坡、道路易垮塌，地质灾害频发区域。

要想富，先修路。“以前，从镇上到村里只有坑洼的路，路面又窄，交通非常不方便。”湖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驻核桃树垭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陈刚介绍说，通过不断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全面实施村主干道黑色化和全村亮化工程，村庄实现了“户户通、户户亮”。两年来，驻村工作队累计投入200万元以上用于改善基础设施。

“我曾梦到柏油马路通到家门口，没想到如今变成了现实，感谢驻村工作队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好运，让我们梦想成真！”核桃树垭村二组青年郑康，听到公路通车的消息后说。

清理滑坡山体、整修垮塌路面15处，拓宽硬化村内道路7.5公里，沿路安装太阳能灯120个，加强污水管网建设力度，新建“知音幸福广场”、韭菜交易广场和村组文化广场……基础设施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变化，温暖了群包養網众的心，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指数。

产业增收—抢“鲜”

来到驻村工作队帮扶建设的韭菜基地，掀开大棚，韭菜娇艳欲滴，长势喜人。

核桃树垭村耕地面积1350亩，其中水田450亩，旱地900亩，人均耕地面积0.8亩，投工投劳多而生产效益低。如今，核桃树垭村采用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系统，用水、用肥量分别比传统农作节约40%与50%以上，韭菜品质、产量大幅提升。

村民没有想到，小小的韭菜竟闯出致富新路，成为名副其实的“绿色银行”。“我们这里的韭菜从四月份开始分批上市，提前预定的客户很多，收益非常可观。”核桃树垭村党支部书记李丰勇介绍说，种植、管护、采收等环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韭菜种植成了村民们的致富产业。

一业旺，百业兴。韭菜的发展，吸引着外出打工的村民回乡发展。村里开始发展韭菜、茶叶、核桃、柑橘等产业，发展合作社，开办酿酒等作坊，全村集体收入由2021年的5万元增长至2023年的13万元，村民户均纯收入由2021年的10430元增长至2023年的12754元。

41岁的妇女主任谢金霞，便是受益人之一。2020年，她回到家乡，在工作队指导下开始从事居家酿酒，目前，酒年产两万斤，年收入10万元左右。她说：“家乡面貌日新月异，在家门口上班，挣钱顾家两不误。”

山顶建茶园，山腰建果园，山下种菜园，路旁建产业园，村里建康养基地，核桃树垭村逐渐形成“四园一地”发展新格局。谈及龙年的新打算，陈刚信心满满。他说：“新建设的小微产业园即将交付使用，占地面积约23亩，扶贫车间约8000平方，届时村集体经济收入将达到30余万元。”

共谋发展—提“鲜”

现在的核桃树垭村，“颜值”与“气质”俱在。

村民沈兆有开了15年小店，他是核桃树垭村变化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说：“以前，村里一直都没有功能完善的购物消费场所，村民们采买生产生活所需常常要到谭家湾镇或郧阳城区置办。”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驻村工作队与十堰烟草对该店进行“集中会诊包養行情”，2022年沈兆有的小商店升级为“知音同行便民”综合商店，不仅拓展了邮政便民、通信便民、农特产品销售、爱心驿站等功能，还安装了充电桩。

乡村兴不兴，关键在文明。维修村委会办公楼，打造党员实践培训基地、雁行影院、雁行书屋，推进村庄垃圾分类、厕所改造、庭院美化，发放“健康爱心包”、优化就医条件，制定“乡风文明积分奖励制度”，设立专项资金，大力包養網开展“清洁卫生”“勤劳致富”“孝顺家庭”等评比活动，乡风文明持续为基层治理加分赋能。目前，核桃树垭村已被确定为郧阳区“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第二批试点村。

帮扶不断档，接力加油干。两年来湖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驻村工作队累计实施教育帮扶139人次，开展健康帮扶71人次，发放助学金12.32万元，救助金10.31万元，对摸排存在易返贫风险人员发送临时救助金3.25万元，为150户村民提供烤火炉补贴3万元等。

核桃树垭村的田野上，油菜花已盛开。淡淡的绿意夹杂着丝丝金黄，焕发着别样的生机与活力。（李红）

全国人大代表张玉珍是福建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多年扎根生态环境保护一线，持续关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热点问题。

“海湾是近岸最具代表性的地理位置，是海洋经济发展和人类开发活动的地方，也是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关键区域。我国海湾众多，抓住海湾就牵住了沿海地区协同推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牛鼻子。”张玉珍代表说。

张玉珍代表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与生态环境部门、海洋科技人员一道，分析美丽海湾建设重点和难点问题，探究需要国家层面支持推动解决的共性问题。其中，虽然沿海各地在美丽海湾建设方包養網面不断加大投入，但是由于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陆海统筹、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岸滩环境整治以及保障等，资金仍是一大难题。调研还发现，“一湾一策”精准治理技术性强，特别是包養網一些沿海地区需要加大对基层的帮扶，提升管理能力等包養網。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张玉珍代表领衔提出了关于加强美丽海湾保护建设的建议，此建议交由生态环境部会同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办理。2023年8月，生态环境部予以正式答复。

“这些建议抓住了基层美丽海湾建设面临包養的资金筹措难、技术基础弱、各方合力不足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部海洋生态环境司副司长张志锋表示，针对资金问题，生态环境部将美丽海湾建设纳入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储备库，积极引导金融资金加大对美丽海湾建设的投入；针对基层力量薄弱问题，生态环境部建立重点帮扶机制，11个省（区、市）美丽海湾建设实现技术帮扶全覆盖。

张志锋表示，下一步，将结合张玉珍代表的意见建议，谋划实施美丽海湾建设提升行动，建设各美其美的美丽海湾。同时，鼓励有条件的沿海地区率先推进全域美丽海湾建设，不断推动美丽海湾建设扩面、提质、包養網增效。

马赛（右）和女朋友闵方苹在工作室内讨论设计稿包養網（3月19日摄）。

近日，在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幌刘庄村的工作室内，马赛小心翼翼地将一件件制作精美、光彩夺目的花丝镶嵌作品清点、打包，他将带着这些“宝贝”亮相正在举行的2024秋冬上海时装周。

今年32岁的马赛是天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包養網代表性项目——马氏花丝镶嵌的第四代传承人，在祖辈的耳濡目染下，他从小就开始接触这门技艺。“花丝镶嵌就是通过堆、垒、编、织、掐、填、攒、焊八包養大工艺，将细如发的金属丝‘织’出‘花’、包養網镶上‘宝’。”马赛介绍道，花丝拉制前首先用机器把金银块轧成条状，然后通过拉丝板的眼孔进行手工拉丝，经过多次拉制，最后成为约0.2毫米粗细的银丝。

“制作步骤环环相扣，需要沉得下心，坐得下去。”通过日积月累的一遍遍练习，马赛的技艺日渐精进。

为了让这项古老的技艺重新焕发光彩，马赛还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巧妙融入“国潮”元素，借助汉服兴起的东风，将花丝镶嵌与传统汉服文化以及现代婚礼相结合，把这项“老古董”做成了日常佩戴饰品，产品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

如今，马赛注册成立了个人品牌工作室，学徒也渐渐多了起来。“我希望有包養更多年轻力量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做出属于我们这一代的花丝镶嵌作品。”马赛对这项技艺的未来充满信心。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农村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广阔，未来将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增量市场，但农村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制约了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的释放。当杠杆的一头是乡村新能源车保有量有限，另一头是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市场同样规模有限时，该靠谁去撬动谁？

车该充电了，林兴在脑子里做起了“算术题”。平时，他住在浙江省温州市市区，这两天回到老家泰顺县雅阳镇看望父母。老家的房子没有院子，也没有固定车位，装不了私人充电桩，给车充电由此成了难题。

“县里有充电站，但我从镇上去县里要跑近60公里，没开到那里车就得趴窝；省道上有快速充电桩，但距离近的也在十几公里外，来回跑20来公里，就为了充一个多小时的电，总有种白充了的感觉……”林兴决定放弃以上两个选项，把目光投向镇上仅有的几个交流充电桩。但这种充电桩俗称“慢充桩”，林兴算了下，至少要七八个小时才能给车充满电。“只能把车开过去充一晚，第二天再开回来了。”但他在地图上一查，发现这个方案也不算省事：车在充电，人得回家，来回还没法靠步行，他得拜托朋友接送自己。

“以后但凡出远门，我肯定只开油车。”吃一堑长一智，林兴更加理解为什么镇上和村里的一些朋友不愿买新能源车了。可他又不甘心地想：这两年眼看市里充电桩多了起来，未来在乡村充电会不会也越来越方便？

但这个未来多久能来？作为我国超2000万辆新能源车保有量背后的一名普通消费者，林兴并不清楚，他只是希望越快越好！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在浙江省杭州市，杜国伟的手里倒是握着一张时间表：到2025年，浙江乡村地区将累计建成不少于90万个充电桩，其中公共充电桩不少于2万个，全省车桩比达到1.5:1，这意味着平均每三辆新能源车能有两个充电桩。

杜国伟所在的浙江省能源局电力处，负责全省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这项数据来自他参与制定的《浙江省完善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促进新能源汽车下乡行动方案（2023-2025年）》。该方案于去年7月17日出台，可被视为浙江省对去年5月17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更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和6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出教學場地台的《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响应。

“其实去年4月份，省领导就给发改委布置了相关工作，要求对浙江省乡村地区充电桩建设运营情况进行全面摸底。我们发了上万份调查问卷，联合交通运输、住建、农业农村等相关厅局，面向各市县政府、充电桩企业、新能源车企开了三场座谈会，就是为了了解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杜国伟说。

调研之后，浙江省发改委发现，截至2022年底，浙江全省共建成公共充电桩近8.4万个，其中乡村公共充电桩占比极低，乡村地区公共充电桩平均利用率只有1%-1.5%，而经杜国伟他们计算，充电桩要想盈利，利用率需达到8%以上。在座谈会上，一些新能源车企和充电桩企业代表更是直接面露难色。“乡村地区这么差的利用率，你说让我们去投资，我们收不回成本，也很为难。”有代表说。

当前，我国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超过40%，但是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还不足2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充换电分会、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副秘书长仝宗旗表示，农村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广阔，未来将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增量市场，但农村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制约了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的释放。在谈及乡村充电基础设施是否完备对新能源汽车在农村地区的销量有多大影响时，奇瑞绿能总经理秦伟说：“应该占到了70%-80%。”

但问题是，当杠杆的一头是乡村新能源车保有量有限，另一头是乡村充电设施市场同样规模有限时，该靠谁去撬动谁？

“这其实就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杜国伟解释道：“简单来说，就是乡村新能源车少，在乡村安充电桩赚不了钱。但一旦车多了，充电桩自然会建起来；同样，要是桩多了，车自然也会多起来。”

从这一角度来看，去年国家层面出台的意见：加快实现适宜使用新能源汽车的地区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充电桩“乡乡全覆盖”；按照科学布局、适度超前、创新融合、安全便捷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有效覆盖的农村地区充电网络……释放的信号正是先把乡村地区的充电桩建起来。

可以说，有没有“桩等车”的信念，是充电桩下乡要过的第一道关。

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它决定了大家在政策上敢定多大的目标，愿意拿出多有力的举措，能提供多系统细致的指导。毕竟，如果单纯只是为了在纸面上完成“充电桩‘乡乡全覆盖’”，每个乡（镇）象征性地立一根公共充电桩就行，但那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

对于整根链条上的相关方来说小樹屋，它则意味着，有多少人愿意在一件短期大概率看不到回报的事上掏口袋、出力气、下功夫、动脑筋。

而一旦下定了决心，所有人必须首先弄清楚一个问题：在乡村地区，哪里需要充电桩？需要多少充电桩？

为什么车找不到桩？桩等不到车？

在国家层面还没有提出“充电桩下乡”之前，浙江智充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秦继光已经带着自家公司生产的充电桩“下乡”近3年了。

“做商业肯定需要提前布局，等所有的友商都发现了农村是个很好的市场，我们再来布局，那时候就迟了嘛！”秦继光坦率地说。

“新能源车在城市能够发展起来，在农村未来肯定也有市场，所以我们觉得农村市场肯定是可以做的，只是什么时间做的问题。”他告诉记者，这个时间点出现在2021年3月份，他们在分析城市充电桩充电数据时发现，快速增加的充电量中，有农村新能源车和频繁往返于城乡的网约新能源车的贡献。

“我们想，在他们经过的主要道路或者中心村，这些地方可能是有一些充电需求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些地方尝试建设了一两个场站。”让秦继光高兴的是，试验场站的充电量完全能够覆盖成本，所以决定进一步建设新的场站。

但这次，既有成功，也有失败。

在湖州市长兴县长岗村距离高速公路收费站5公里左右的地方，他们投建的2台双枪直流设备和2台交流设备的平均利用率为9.4%，平均月利润达到4800元；而在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新庄村党群服务中心投建的1台直流和1台交流设备，平均利用率仅为1.04%。

累积的失败案例让秦继光意识到，自己对农村市场理解得还是不够全面。

“比如说像新庄村，我们评估时只注意到人口数量还不错，所以九宮格我们就来投建了。但实际上，这个地方老年人口占比多，外来人口和青年人都比较少，加之距离主路较远，建成以后，几乎没有什么人来充电。”秦继光说。

不建桩、桩建少了，就满足不了充电需求；桩建错小樹屋了、建多了，桩等不到车，又会造成损失和资源浪费。国家提倡在建充电基础设施时“科学布局、适度超前”，这里面的平衡最后都要落在科学选址上。

如今，秦继光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选址方案：“村庄人口在五六千人以上就可以考虑，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还要看其不同年龄段人口比例、距离主城区距离、是否靠近交通主干道、新能源车保有量等。”

在像秦继光这样的社会运营商前两年只能单打独斗、靠“实战”积累对农村充电桩需求的理解时，杜国伟所在的浙江省充电基础设施规划专班，去年索性为全省乡村充电桩拿出了带点位的规划方案，细致到规划中所有新增充电桩都有具体的坐标点，每个镇、每个村分别建多少，全是“量身定制”。

“我们认为在人流、车流比较密集的中心村、中心镇，要集中建设；针对旅游景区，或者是每个镇的文化礼堂，要按比例去建设；一些乡镇地区的超市、商场，也要集中建设；对于国（省）道沿线，也有一定的需求。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车流密集度、人流密集度来考虑乡村地区的布点。比如一个村子有10家以上民宿，我们就建议你去布一个快充桩。而特别偏远的山区，我们觉得初期没有布局的必要。”杜国伟说。

为了保障布点更科学、更合理，在充电桩选址过程中，浙江省还聘请中国联通通过自研的5X多因子空间选址模型进行选址推荐。杜国伟介绍道：“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模型会结合车流、人流和是否是餐馆、超市、停车场站等因素，按照网格进行布点排名推荐。”

去年收到这份行动方案时，杭州市建管中心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处处长王宇波感到思路一下子清晰了。“因为布点规划很清晰，对不同的应用场景有明确的数量配置指导，我们干活就很好干。”他说。

在杜国伟看来，政府的规划布局就是要重点体现超前性和前瞻性。他认为：“在已经具备盈利空间的城市市场，市场的优胜劣汰自然能保证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政府不需要过多干涉；而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基础相对薄弱的乡村地区，如果不通过牵引性政策引导市场发展、充电基础设施超前布点，那乡村地区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将会大大滞后于城市地区。”

只是，解教學場地决了“选址难”后，充电桩下乡依然要克服许多难关。

一根桩的进村路

去年8月15日，当坐落在东海离岛上的渔村——鹿西乡东臼村，也拥有了自己的公共充电桩后，温州市洞头区宣布该区65个行政村实现公共充电桩全覆盖，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充电基础设施“村村通”的县域。

当前，国家要求的还只是“乡乡通”，“村村通”会不会太超前？洞头区相关负责人说，作为全国14个海岛区（县）之一，我们有我们的需求。

很多人在否定乡村地区需要建公共充电桩时，常用的说法是，村里一般家家户户都有庭院，村民在自己家中安根慢充桩就够用了。但如果你来到洞头区乡村地区，看到这些海岛上村民的房子是如何层层叠叠依山而建的，你就会更直观地理解，为什么说在中国，各地与各地、各村与各村，都有各自要面对的现实。

在洞头区垅头村，村民陈胜男前两年购买新能源车后，就苦于没地方安装随车子配备的充电桩，最后还是村委会帮她在村里公厕边上找了个位置。洞头区乡村近年来火热的旅游业，也让充电桩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沙角村党支部副书记曾国柱说，此前，在村里找不着充电桩的游客都打听到村委会来了。垅头村党支部书记陈钦宾说，去年8月1日，村里来了差不多一万游客，要满足游客需求的话，10台充电桩都不够。

从缺乏充电桩到实现“村村通”，洞头区只用了40多天的时间。如果单纯依靠企业建设，步伐估计不会这么快。据洞头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洞头区充电桩“村村通”由温州市洞头国有资源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与国网（温州）新能源科技公司合作共建。

“当前许多市场主体会更倾向于在县城商圈、大型社区布点，对于偏远村居，考虑到建设运营成本和难度，他们的兴趣不大。所以，我们先鼓励国企来承担社会责任，保障基础需求。”洞头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有了建桩的人，还需要拿到建桩的地，并与电网连通。

某充电桩头部企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一些地方存在“挟地自重”的情况，以土地资源审批为条件，要求充电桩企业在当地投资建厂，即使愿意出让土地，年租金也要价不菲。

而如果乡村地区电网基础不好，进行电力增容，则会大幅增加建设成本。

国网洞头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张正乐表示，洞头区之所以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到充电桩“村村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村庄电力基础很好，新建充电桩可以直接接入现有电网。

“电等桩，桩等车。”杜国伟说：“正是考虑到电网配套的重要性，浙江已出台《服务新能源汽车下乡电力先行行动工作方案》，2023至2025年，每年全省农村配网投资不低于100亿元，适度超前预留高压、大功率充电保障能力。同时，将充电桩报装服务，纳入电力营商环境指标体系。”

在用地上，一些人或许会认为，相比于私企，像国网供电公司这样的国企不会遇到什么阻碍。但张正乐透露，“我们也需要给村里做工作，希望他们能从长远考虑。”目前看来，洞头区“村村通”工程中，新建充电桩多优先架设在各村已有的停车场车位旁，而不是另外申请用地。

杜国伟指出：“浙江大大小小的运营商有1200多个，在用地问题上，你说我搞不定，可能人家有搞得定的。我们觉得村集体跟运营商合作的模式是可以鼓励的。”

垅头村党支部书记陈钦宾则坦言：“一些充电桩企业跟我联系过，但是说实话，我们现在场地也有限。如果我们有地给他们，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不用跟他们合作。”

对于充电桩进村，来自村民的质疑并不只有“占地”这一点。

去年，在杭州市萧山区推进充电桩下乡“四镇五村”试点工作时，浙江中新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综合能源项目工作人员王思斌常跟村民打交道。

萧山区临浦镇横一村临里驿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点，以新能源车棚光伏+分布式储能+新能源充电桩为特色，科技感满满。但建设之初，正是这些光伏板让一些村民感到很疑惑，他们问：“为什么要建这么多光伏板？光伏板以后会不会有反光，造成光污染？”

王思斌向他们解释，光伏板是用来吸收光的，而不是反射光的。

在另一些村民那里，这些光伏板又在王思斌回应质疑时派上了用场。有村民问他：“你们建充电桩，用了我们村里的电，那我家里的灯是不是会暗一些？”

“所以我们需要建这些光伏发电板。”王思斌解释道：“光储充一体化能对电网起到保护作用，相当于我用光伏的电来给车子充电，那我对电网的冲击就会更小一些。”

而最有说服力的，还得是充电桩投入使用后，给村庄和村民带来的实打实的好处。

横一村梅里云居民宿的老板本来不同意村里在他家的停车位建设充电桩站点，理由是担心影响来住宿的客人停车。但近半年来，他看到开新能源车来乡村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很多客人问我们村里有没有充电桩，我们说家门口就有，客人马上下单预定。”那一刻，充电桩在他的心里“过关”了。

要“活桩”，不要“死桩”

一个桩“活”着，但它已经“死”了——这形容的是充电桩“建而不运”的情况。

如果说选址正确与否是一根充电桩能否“存活”的基础，运营维护则是保证它能否活下去的关键。在南方某地，记者就看到一处充电站内，两台外观完好的快充桩处于不能使用的熄灯状态。

相比于城区，运营维护乡村地区的充电桩，难度在于点位分散，人力、时间成本较高。

在萧山区，“四镇五村”充电桩站点的运营维护工作由浙江中新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充电班运维班长单达负责。每半个月左右，他会带领工作人员来巡查一次，碰上节假日或寒潮之前，还会增加巡查次数。5村16个点，需要花费1-2天时间。

“我在梅林村这边给汽车充电，你们这个充电枪怎么锁住了？”前段时间，单达接到用户的报修电话，他说：“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是，在接到电话一个小时内，到现场为用户处理问题。”

运营方也在积极探索一些适应乡村市场且性价比高的运营方式。王思斌说：“平常会请村里面帮我们注意一下设备的维护情况。”秦继光的浙江智充电力还在通过大数据平台远程处理的基础上，探索出跟常用车主合作的运营维护模式。他说：“我们会远程指导他们帮忙处理一些小故障。他们得到一定优惠，我们也节省了人工、交通等各种成本。”

而为了避免充电桩“建而不运”，浙江已上线浙江省充电基础设施治理和监管服务平台，并提出了“找桩快、费用省、服务优”的“快省优”评价指标体系，对运营商和场站进行系统性评价。

“我们最新的要求是所有新建的桩，要先签承诺书，保障三年运营维护，才给你发补贴。”杜国伟解释，“我们会从各个维度判定运营维护服务是否优质。比如，如果桩的一次充电成功率低、坏桩率高，说明质量不行；如果桩发生故障，平台会给运营商派发工单，通知维修。如果运营商长期不响应，那么他们就会被打上不合格运营商的标签。”

将运营情况与补贴绑定的做法，也是浙江省做大农村市场规模的方式。据杜国伟介绍，未来浙江省计划将补贴分为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两种，建设补贴用于补贴初始建设成本，运营补贴根据电量和充电桩的利用率，对补贴水平进行分档。

“我们是翻倍补的。”王宇波说：“在杭州，城区充电桩每千瓦最高补200元，同类项目农村则翻一番，每千瓦补不超过400元。大家可能会因为补贴标准高而更愿意去农村建设，都撒胡椒面就没有意义了。”

也有人向杜国伟和王宇波提出，为什么不能把整个地区都打包给一家运营商来做，这样岂不是更好管理？

秦继光也表示，希望地方能给予企业较长年限的独家经营权。“因为前期的投入起到了培育市场的作用。如果能看到‘先行者’的付出，后期适当地给一些回报，我觉得这样更加公平。”他说。

事实上，目前，海南省采取的就是充换电基础设施“统一布局、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的模式。

“这也是我们国家在尝试的两种不同路线，哪种方式更好一点，现在仍在摸索中。”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综合部主任李康说。

“一开始我们也想过这种统建统运的方式，它的好处是好管理，但坏处是，你现在可能不赚钱，但过两年如果赚钱了，统一运营就好像只让一家赚钱。”杜国伟说：“我们相信只要有好的科学规划和政策引导，靠市场的力量是能把它建起来的。”

“政府可以撮合，但是千万不要去指定。”他补充道：“有些地方你如果确实要采用统建统运的方式，你就要找实力强的运营商，要‘肥瘦搭配’，效益好坏的点位都得做。”

而说到底，充电桩下乡，最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盈利。

按照杜国伟手里的时间表，浙江的目标本来是到2025年，乡村地区累计建成不少于2万个公共充电桩。据他透露，这个目标是以往年新能源车保有量、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的增速为個人空間基础，综合考虑未来增速决定的。但最近收集上来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1月底，浙江全省已累计建成乡村公共桩3.6万根，2023年新建乡村公共桩1.7万根，提前完成了目标。

“说明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渗透后，企业是愿意大量地去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的。”杜国伟分析。

这个意愿有多强？

只要180块钱，秦继光说，一根交流充电桩一个月只要能有这个数字的利润，他就认为可以去投资建设；4-5年，这是他可以接受的投资回报周期。去年开始，这位民营企业家带着在浙江的经验，到江苏、江西、湖南等省份，准备进行乡村地区充电桩的投资建设。

“如果说我们这个投资遇到一两次失败，也没有关系。我们投资的话，大家可能会因为看到这里有充电桩而想到，我是不是可以买一台新能源车了？”秦继光说。

“你觉得桩最后能等来车吗？”记者问秦继光，“可以！”他没有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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