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白居易
一
元和十年（815）歲暮，身在江州 司馬任上的詩人白居易（772-846） 給他 的 老友元稹（779-831）寫了一封四千字的長信，后來題作《與元九書》，支出《白居易集》卷四十五。這封私家通訊內在的事務很是豐盛，此中值得玩味深究的處所很不少。
從“詩歌年夜端”即基礎的詩學實際來說，這封信里的立論大略上是將先秦以來“詩教”老傳統與中古以來“緣情”新傳統做了一個綜合，可謂有根有據，安身甚穩。白居易寫道：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 圣人動人心而全國戰爭。動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圣賢，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進而不該、情交而不感者。
所以詩歌的感化就是“上以詩補察時政，下以歌洩導情面”，終極告竣“全國戰爭”的年夜好情勢：高低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為了完成如許美好的幻想，白居易本身年夜寫兩類詩：諷諭詩與閑適詩。前者是為天子清楚下情供給參考，以有助于管理全國；后者是抒寫本身的生涯和情感，從而與社會與別人協調相處。這兩方面本身都曾經努力，在“抒下情而通諷諭”（班固《兩都賦序》）這一方面支出尤多。
白居易在這封信里要向老友傾吐的重點在于，本身按經典行事，寫了一批諷諭詩，完整合于儒家的年夜道，一貫忠君報國，作為一名諫官（左拾遺），本身誠心誠意地盡到了義務；想不到成果卻很是之糟，居然是以被貶官，發配到這闊別政治中間的江州來了，海角沉溺墮落，令人痛哭流涕——這的確是匪夷所思的一年夜怪事！
二
按那時官方的說法，白居易由位置相當不錯的宮官太子左贊善年夜夫被貶為江州司馬，是由于他在宰相武元衡遇刺身故一事上越位先于諫官言事，以及他品德上的某種瑕疵，即所謂“浮華無行”“甚傷名教”（詳見《舊唐書·白居易傳》）。現實上后者純屬歪曲，前者雖說事出有因，但也只是概況文章；白居易自己以為，真正的緣由在于本身先前寫的那些諷諭詩獲咎人了，並且獲咎了不少要人，本身是栽在這個題目上。白居易沉痛地向老友剖析說：
凡聞仆《賀雨》詩，而眾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游園》寄足下詩，則在朝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 年夜率這般，不成遍舉。不相與者，號為沽名，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茍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甚至骨血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環球不外三兩人。有鄧魴者，見仆詩而喜，無何魴逝世。有唐衢者，見仆詩而泣，不多而衢逝世。其余即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 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損壞，不成支撐耶？ 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于上耶？ 否則，何有志于詩者晦氣若此之甚也！
為什么這些詩會給白居易帶來很多費事呢？ 了解一下狀況原作可以了解一個大要。其《賀雨》詩云：
天子嗣寶歷，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平易近，懼歲成災兇。遂下罪己詔，殷勤告萬邦。帝曰予一人，繼天承祖宗。憂勤不遑寧，夙夜心忡忡。元年誅劉辟，一舉靖巴邛。
二年戮李錡，不戰安江東。顧惟眇眇德，遽有巍巍功。或許天降沴，無乃儆予躬？上思答天戒，下思致時邕。莫如率其身，慈和與儉恭。乃命罷供獻，乃命賑饑窮。宥逝世降五刑，已責寬三農。宮女出宣徽，廄馬減飛龍。庶政靡不舉，皆出自宸衷。奔跑途徑人，傴僂郊野翁。喝彩相告報，感泣涕沾胸。順人人心悅，後天天意從。詔下才七日，和睦生沖融。凝為悠悠云，散作習習風。日夜三日雨，凄凄復蒙蒙。萬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變愁為喜，歲易儉為豐。乃知王者心，憂樂與眾同。皇天與后土，所感無欠亨。冠佩何鏘鏘，將相及王公。蹈舞呼萬歲，列賀明庭中。小臣誠愚陋，職忝金鑾宮。頓首再三拜，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為圣，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愿有其終。
這首詩的主題是歌唱當今皇上圣明，關懷農業生孩子，年夜旱之年下詔罪己，取得神效，天降喜雨，題目處理。詩中提到近年來的三年夜成功，一是元和元年（806）一舉討平了割據稱雄的西川節度使劉辟，巴邛恢復了安靜；二是元和二年（807）又平定了企圖謀反的鎮海節度使李锜之亂，江東情勢迅即回于正常；其三就是當下求雨得雨的古跡了，按《資治通鑒》（卷二三七）元和四年（809）條下有記錄云：
上以亢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認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差遣之余，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奉進。”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氣，多掠夫君認為奴僕，乞嚴制止。”閏月，己酉，制降全國系囚，蠲租稅，出宮人，盡進奉，禁掠賣，皆如二人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于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于事。”
白居易等兩位翰林學士乘求雨的機遇提出若干有利于平易近生的提出，獲得承認以后剛好就下雨了，真是大快人心。年夜旱解除后，白居易再接再厲，寫出本身的《賀雨》詩，此中滿是潤飾鴻業，為什么還有很多權要以為“非宜”呢？題目年夜約出在開頭處的“敢賀有其始，亦愿有其終”這兩句上：似乎憲宗天子能夠會有始無終，此刻只是為了求雨才做了這么幾件功德似的。史稱憲宗天子“納諫思理，渴聞讜言”（《舊唐書·白居易傳》）；而在普通的權要看來臣下應理解規則，哪里有當今圣上需求一介翰林學士左拾遺提出這種盼望和經驗的事理？
唐代要算是比擬不受拘束的時期，在“權”之上還有更高的“道”，平易近為貴君為輕，如許的準繩大師也能認同；但真的跑出來向天子說這一類帶有勸誡領導意義的話，依然顯得“非宜”。白居易墨客氣太濃重了，膽量也忒年夜了些！ 現實上儒家幻想主義未必能為實際生涯所接收。白居易要警惕點了。白居易的另一首詩《孔戡》也是寫得很分歧時宜。其詩云：
洛陽誰不逝世，戡逝世聞長安。我是知戡者，聞之涕泫然。戡佐山東軍，非義不成干。拂袖向西來，其道直如弦。從事得這般，人人認為難。人言明明代，合置執政端。或看居諫司，有事戡必言。或看居憲府，有邪戡必彈。惜哉兩不諧，沒齒為閑官。竟不得一日，謇謇立君前。形骸隨世人，斂葬北邙山。生平剛腸內，直氣回其間。賢者為生平易近，存亡懸在天。謂天不愛人，胡為生其賢？謂天果愛平易近，胡為奪其年？茫茫元化中，誰執這般權。
孔戡是中唐時期一位官階不高而名望很年夜的正派人物，以敢于向頂頭下屬提出看法著稱。他在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的幕府里任書記，曾幾回再三理直氣壯地向盧從史提出看法和勸戒，盧從史固然很不興奮，總算還能聽取，后來孔戡分開了昭義，盧從史便撒手為非了，終于垮臺。元和五年（810）孔戡往世后，韓愈為作墓志，側重記錄了他高貴的言行——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為犯警，君陰爭，不從，則于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后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逝世。曰：“公當為彼，不得為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悔過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于是，不克不及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往，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全國認為賢，論士之宜在皇帝擺佈者，皆曰“孔君，孔君”云。
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該。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 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聖旨，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瑜伽場地來歲，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年夜夫士相吊于朝，處士相吊于家。
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勛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于為義若嗜欲，勇掉臂前后。于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懦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為年夜理評事，佐昭義兵。軍帥逝世，從史自 其軍1對1教學諸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惟公無分寸私。公茍留，惟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后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往，遂敗。（《唐朝散年夜夫贈司勛員外郎孔君墓志銘》）
白居易以其報酬題的詩，熱鬧歌唱孔戡的正派高貴的品德。敢于保持對的的主意，並且公然頒發，完整掉臂小我的得掉，在利祿眼前則畏避退處——白居易以為一個正直的官員應該這般，他對孔戡的往世深表悼念。
白詩本無可抉剔，但在那時很多只習氣于等因奉此、守住飯碗的俗吏，對于這般高調歌唱孔戡很不認為然，他們年夜為“不悅”。下屬的話是必定要服從，並且要照辦的！ 于是儒家幻想主義者白居易于有意之中就獲咎了人，后來終于要為此支出價格。
《賀雨》和《孔戡》之獲咎人還不算很是顯明，《秦中吟》就要嚴重得多了。這一組詩包含十首，寫法略近于論說文中的“一事一議”，此中有些觸及普通的社會風尚，例如《議婚》談財富對婚姻的影響，貧民家的女兒不不難嫁，而大族女則成為搶手貨，全然不看那些小男子自己的本質；又如《傷友》說昔時的富貴之交一旦變得闊綽就不熟悉老伴侶了，“曩者漆膠契，爾來云雨睽”——如許普通地普泛地群情群情，大略還不至于惹出什么費事：而一旦談到政治題目，觸及到詳細人物，題目就出來了。典範的如《重賦》：
厚地植桑麻，所要濟生平易近。生平易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賦，上以奉君親。國度定兩稅，本意在憂人。厥初防其淫，明敕表裡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何如歲月久，污吏得沿襲。浚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匹，繰絲未盈斤。里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歲暮六合閉，陰風生破村。
夜深炊火盡，霰雪白紛紜。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端與冷氣，并進鼻中辛。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似云屯。號為羨余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熱，買爾面前恩。進進瓊林庫，歲久化為塵！
詩中指出，行之多年的“兩稅法”現在曾經有了顯明的弊病，下層仕宦橫征暴斂，說要把“羨余”上交國庫，獻給“至尊”，農人的累贅很重，而自願交上往的繒帛卻在國庫里爛失落了。如許的批駁對象甚廣，甚至觸及“至尊”。
又如《輕肥》鋒芒直指中唐以來氣勢極高的太監，詩中重要的批駁固然在于他們生涯上的奢靡而未嘗觸及政治題目，但曾經是摸了山君尾巴，獲咎了“權豪貴近者”，后果很嚴重。
還有像《不致仕》，批駁大哥而呆在官位上不願退休的高官，詳細觸及的對象是口碑一貫不錯的杜佑（735-812），后來杜佑的孫子杜牧（803-853）對白居易一直不滿，除了其他緣由之外，《秦中吟》中這首詩是早已埋下的一個近因。
青年時期的白居易意氣風發，嶄露頭角，他只是想到如許做一則合于傳統的實際和品德，二則也是忠于天子和國度的表示，應該說是建功的行動；可是他忘了，宦海是一個必需尊敬高層和引導的處所，也是內卷很兇猛的名利場。到好久以后，當白居易成了資深高官的時辰，他才把宦海的這一套完整吃透，終于整理起早年的銳氣，安然為官，過他的舒暢日子往了——當然他也從未做過什么好事。
《與元九書》里提到的《登樂游園看》和《宿紫閣山北村》題目更年夜。前者究查元稹被貶往江陵的義務。查此事完整是太監橫行霸道、以勢壓天然成的。《舊唐書·元稹傳》載：“宿敷水閣，內官劉士元后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稹襪而走廳后。士元追之，后以箠擊傷稹面。在朝以稹少年后輩務作威福，貶為江陵府士曹從軍。”明明是太監劉士元橫行霸道，沖進元稹業已先行住進之廳，並且脫手把人打傷，后來卻反咬一口，誣說是元稹橫行霸道，于是就貶了他的官。中唐政治空氣之骯髒曾經到了如許的田地。白居易此詩為老友元稹叫不服，于是他也就獲咎了太監，而在朝的宰相卻完整站在太監一邊。
《宿紫閣山北村》直截了本地鞭撻在太監引導下的神策軍（御林軍），他們居然像匪徒一樣掠奪老蒼生的私家財富：
晨游紫閣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余喜，為余開一尊。碰杯未及飲，暴卒來進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余人。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飧。主人退后立，斂手反如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
中尉是神策軍的引導，他的表示的確就像是匪徒頭子，而其人正獲得天子的恩寵。這首詩不稍假借地深入揭穿神策軍的罪行，捅了“握軍要者”這個宏大的馬蜂窩，甚至還有一點把天子拉出來陪著挨批的意思。這首詩乃是白居易諷諭詩中力度最強的一首。
《登樂游園看》獲咎了宰相，《宿紫閣山北村》獲咎了神策軍中尉。在天子之下，這時唐朝的中樞有兩年夜權利部分，一是以宰相個人空間為首的高官團體，一是由太監構成的特別團伙，白居易擺佈開弓，把這雙方都獲咎了，這般，則他本身離翻車看來曾經不遠了。
況且白居易還有一組五十首詩組成的《新樂府》，也像《秦中吟》那樣，一事一題，觸及中唐社會政會議室出租治生涯中大批的負面景象，加以裸露批駁，獲咎的方面就更多了。批駁社會實際的詩人，在宦海里必定會年夜碰壁，他本身的日子必定好過不了。魯迅已經指出，在東方詩壇上曾有一種“摩羅詩派”，該派“年夜都不為順時和樂之音”，“以語溫和之平易近，則言者滋懼”（《墳·摩羅詩力說》）。而白居易本身在《與元九書》中則說：“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逝世。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畢生。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 況仆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冷有衣，饑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用很年夜的力度裸露題目的詩人在宦海里必定沒有什么好果子吃，白居易撫慰本身說，本身此刻尚能保住五品官，每個月有四五萬薪俸，曾經很值得感激了。
從白居易這一席聊以自慰的話里可以覺得，他對于官品和官俸實在是很在乎的（拜見陳寅恪師長教師《金明館叢稿二編·元白詩中俸料錢題目》），如許看來，他將與諷諭詩離別，年夜約乃是遲早的工作。
三
顛末江州貶官的波折，四十四歲白居易人生立場開端產生了嚴重的變更，由敢說敢干、積極朝上進步、勇敢干涉政治社會，一變而為求穩求安、謙退自保。這一變更經過的事況了一個比擬長的時光過程，其間的轉機點即在江州。
初到江州時，白居易也還寫了些諷諭詩，而其內在的事務、音調同先前在首都時寫的那些很無力度的作品比擬，曾經有了相當的分歧。在他自編詩集的第一卷里，《放魚》一首題下有注云：“自此后詩到江州作”，后面還有《文柏床》《潯陽三題》（《廬山桂》《湓浦竹》《東林寺白蓮》）和《洪流》，讀一讀這六題古詩，可以顯明地覺得，他詩歌創作的標的目的曾經產生了嚴重的轉換。《放魚》詩云：
曉日提竹籃，家僮買春蔬。青青芹蕨下，疊臥雙白魚。無聲但呀呀，以氣相喣濡。傾籃寫地上，撥剌長尺馀。豈唯刀機憂，坐見螻蟻圖。脫泉雖已久，得水猶可蘇。放之小池中，且用救干枯。水小池窄狹，動尾觸四隅。一時幸茍活，長遠將何如。憐其不得所，移放于南湖。南湖連西江，好往勿踟躕。施恩即看報，吾非斯人徒。不須泥沙底，辛勞覓明珠。
家僮出往買菜，有兩條魚仍是活的，白居易就把它們放養在池子里，后來感到池子太小，不是久遠之計，干脆放到連通著年夜江的南湖里往，愿它們“好往勿踟躕”，又特殊講明說，本身的放生并不尋求對方有什么酬報。南邊水鄉各地生意魚蝦普通都如果活的（逝世魚逝世蝦很不值錢，還往往賣不出往，至今依然這般），白居易由南方初到江州，感到奇怪，遂特殊為此作詩。如許的作品很接日常生涯的地氣，與政治社會完整有關，自不會獲咎任何人。
《文柏床》也是這般，只是加了點哲理在里面：
陵上有老柏，柯葉冷蒼蒼。朝為風煙樹，暮為宴寢床。以其多奇文，宜升正人堂。刮削露節目，掃除生輝光。玄斑狀貍首，本質如截肪。雖充好看玩，終乏周身防。華彩誠心愛，心理苦已傷。方知自殘者，為有好文章。
文柏材質甚好，有紋理華彩，就被砍伐加工做成家具，有“好文章”適足以自傷自殘原是《莊子》里早就頒發過的感歎，白居易此時突然也致慨于此，也許同本身的遭受有點關系吧。以須生常談進詩當然也未嘗不成，但意思無限。
《潯陽三題》也是就植物發抒感歎的。三題之前有弁言云“廬山多桂樹，湓浦多修竹，東林寺有白蓮華，皆植物之貞勁秀異者，雖宮囿省寺中，未必能盡有。夫物以多為賤，故南邊人不珍貴之。至有蒸爨其桂，剪棄其竹，白眼于蓮花者。予惜其不生于北土也，因賦三題以唁之。”物以稀為貴，以多為賤，實乃人情世故，特殊加以歌詠，不成能有幾多新意，也難無力度。
《洪流》是就江州城鄉一帶多發洪流一事來寫的，這原來很不難聯絡接觸到應該關懷平易近間疾苦、加大力度水道疏通等等主題下去，借以“補察時交流政”，不意白居易卻還有著眼點：
潯陽郊郭間，洪流歲一至。閭裡半飄揚，城堞多傾墜。蒼莽生海色，渺漫連空翠。風卷白波翻，日煎紅浪沸。工商徹屋往，牛馬爬山避。況當率稅時，頗害農桑事。獨佔傭船子，鼓枻生意氣。不知萬人災，自覓錐刀利。吾無法爾何，爾非久失意。
洪流一到，普通人受益，唯有行船的徒弟可以比日常平凡更多獲利。詩人警告他們，這種得利是不克不及久長的！ 如許立言也許會獲咎“傭船子”，那是絕不恐怖的。
白居易變更得很兇猛了。《與元九書》里說：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成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 索其大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余首。至于貫串今古，覙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逝世骨”之句，亦不外十三四。杜尚這般，況不逮杜者乎？ 仆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原來有志于拯救“詩道崩壞”、欲以年夜寫諷諭詩來“接濟人病，裨補時闕”的白居易，在稍經蹉跌之后就釀成極力避開敏感話題，發些有關痛癢的感歎了。他原來有點不滿于杜甫，以為其人足以裨補時闕的作品不免難免太少，不意他自己離杜甫另有很年夜的差距！
白居易以為，本身的被貶，跟先前寫了那么一批諷喻詩有關。客觀念頭與社會後果完整相悖，令人非常悲哀，的確無話可說！既然工作是如許，那么只好轉變本身。詩人后來文學立場同《與元九書》中正面論述的主意構成宏大的拐彎，其改變的最基礎緣由就在于他受不了貶官如許的衝擊。
杜甫畢生保持他的幻想主義，風骨結實；白居易則機動多了，后來在“牛李黨爭”愈演愈烈的艱巨歲月里，他一向悠然于局外，沒有遭到任何損害，所以《舊唐書·白居易傳》稱讚他“安心于自得之場，置器于必安之地，優游卒歲，不亦賢乎”。他又活到快要八十歲，在唐代詩人中要算是一年夜壽星。在如許的格式里，起初那種嶄露頭角的諷諭詩便停筆不寫了。
就慢慢成熟了白居易而言，諷諭詩只是他不成以連續成長的一段早年的奮斗史。《與元九書》實在是寫來同曩昔離別的，可是他并不認可曩昔的幻想主義有什么過錯，錯就錯在高尚的儒家幻想現在行欠亨。
現代作家中廢棄早年幻想的年夜有人在。白居易曾自稱“我有鄙介性，好剛欠好柔”（《折劍頭》），現實上他仍是可以或許剛柔相濟的。白居易寫諷諭詩固然難免有始無終，其前后的人生立場也有相當年夜的變更，但他自編集子的時辰依然將諷諭詩列在最後面，《與元九書》天然也慎重編進——儒家的詩學準繩他并沒有忘卻。對于如許的立場，文學史任務者應予懂得之同情，他依然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巨大詩人。